江渚上

　　2003年岁首，围绕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岛，从日本传来一桩奇闻，令人感慨。

　　众所周知，钓鱼岛位于东海大陆架东南边缘，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至少在15世纪初的明朝永乐年间，中国渔民就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并在《顺风相送》一书中予以记载

。1845年6月，英国人在其海图中，将这座“形似尖塔”的岛屿标志为“Pinnacle Islands”；41年后，日本海军省水路局以此依据，在其《寰瀛水陆志》中，将中国所属的钓鱼岛用汉字写为“尖阁群岛”。对此，日本学者井上清在《关于钓鱼等岛屿的历史归属问题》一书中，已有明确的记载。

　　铁证如山，岂容偷梁换柱。然而，据日本《读卖新闻》在元旦当天的报道，日本政府已经以每年2200万日元的价格，从其国民手中“征借”了钓鱼岛、南小岛和北小岛，并于2002年10月登记了租赁权，制止转卖上述三岛，云云。

　　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读卖新闻》坦言：“政府有意把其作为国家领土，从而进行安定管理的意图，比如阻止第三者登陆”。但是，公论之所以是公论，就在于一个“公”字，公论自有公断，公道自在人心，公理自有明说。日本的国际法研究在国际上是有建树的，那么就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国际法上关于“国家领土变更”的基本理论。

　　在公认的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上，国家领土的变更（包括取得）方式有两类，一是传统方式，二曰现代方式。在传统方式中，分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五种。先占乃是针对无主地而言，对于早已有主的钓鱼岛而言，只有中国的先占，断无日本以“后占”谎称“先占”；就时效方式而言，被侵占国必须长期默许，不提异议，但是不论是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台湾地方当局，在钓鱼岛“主权归我”问题上的表态，历来都是非常明确如一的。事实上，除了依添附和非强制性割让以取得国家领土还有少量的实践外，其余的传统方式已经被国际社会一致摒弃。当代国际法公认的领土变更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民族自决，适用于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二是全民公决，适用于前殖民地地区和战败国被占领土。毋庸置疑，这两种方式与钓鱼岛主权之争，并无多少关系。一言以蔽之，不论是传统国际法还是当代国际关系准则，都不允许日本“征借”并以“征借”方式窃取中国的神圣领土钓鱼岛。

　　抛开精深的国际法理论不讲，就以日常生活为例也足以说明：某地有两家为邻，东家为人古道热肠，邀请西家之子参观了其祖传之宝。某日清早起床后，西家便向邻里宣布，已经从自己的儿子手中征借过了那件稀世珍宝，从而排除了他人染指该宝的可能性。可是，事有头，债有主，谁都不能忘了，那宝贝本来就不是西家儿子个人所有的。宝贝的所有权从来都归东家名下。公开声明也罢，私下公证也罢，所有权终究是赖不到手的。

　　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主权在谁，不言自明。钓鱼岛上好“钓鱼”，可却不是谁都能来直钩垂纶的。难怪《读卖新闻》自己也心虚：“尚无国家因领土问题而征借私有地的先例”。中国乃至国际社会里善良而理智的人们，不禁真的要问一问日本国内的某些始作俑者：画饼充饥，强词夺理，实难服己，何言服人？

　　古往今来，梁上君子比比皆是，东窗事发，倒也不必太过惊讶其卑恶。只是朗朗乾坤下，以为自掩其耳，就能蒙混过关，窃人家财而逍遥法外，就让人很有些忍俊不禁了。寓言因为隽永而深刻，因为微言大义而恒久流传，正应了“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歇后语，不管是为了满足“亚洲霸主”的春秋大梦也好，还是打着转移国内矛盾的小算盘也罢，结果也会像那位胆大妄为的窃铃贼一样。

　　国际社会上的某些“掩耳盗铃”者足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