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机直行一波三折

　　“53年———19700多天，这是台湾民用飞行器首次抵达大陆。”徐博东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台研所所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如此描述1月26日的台商包机抵沪。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正值26日下午3时40分。他背后的电视中，台湾“TVBS”新闻台现场直播着那架载有258位台胞的747-400客机，平稳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的镜头。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苏格、清华大学台研所所长刘震涛等知名学者，同样对此次“包机”的成行表示欣喜。尽管，这与他们期待的“双向直行”有着很大差距。

　　最初的“包机直行”是由国民党籍“立委”章孝严提出的。2002年10月27日，这位蒋家后人建议台湾当局在农历年时段，专案许可岛内航空器，以定点、定时、定对象的方式，往返上海、台北接运台商返乡过年。此方案一经提出，立即在岛内引起强烈反响———在台湾“立法院”获得各党派超过140人的连署，台湾企业界、民航业者更对其表达出高度意愿。

　　大陆方面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10月30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指出，“愿意采取一切措施促成这一好事”，并希望大陆和台湾的航空公司都能参与包机。11月22日，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在北京会见章孝严时表示，希望包机采用“双向直行”的方式。当天下午4时30分，结束与陈云林会晤的章孝严接受本报采访时称：“大陆以灵活变通的方式处理了春节两岸包机事宜，届时如果台湾方面同意包机，将有几万名台商受惠。”

　　“然而，台湾当局的态度却有违大陆诚意。”兼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的苏格说，“从他们提出的《大陆台商春节返乡专案》就可以看出。”这份出台于2002年12月14日的方案，为包机提出了若干“条件”：只允许台湾航空公司包机；飞机往返必须在港澳做出停留；开放包机的航点只能是台北、高雄及上海；乘客也限于在大陆的台商或其亲属。而提出苛刻条件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台湾岛的“安全”———“担心民用飞机后面有大陆战斗机随行。”

　　从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着想，大陆方面最终是以“特事特办”的态度积极促成了此事。今年1月初，大陆官方批准了台湾远东、华航、华信、立荣、长荣、复兴6家航空公司的包机申请，时间从1月26日开始至2月10日止，共计16架次。而中华航空公司的C1585次航班，承担了1月26日的首行。

　　“这与全面、直接的通航还存在很大距离，不过是一次间接、单向的曲行。”苏格对此结果评论说，“要从根本上解决台湾同胞往来两岸不便的困难，唯一的途径是实现两岸空中直航，并尽快促成三通。”

　　“三通”为何这么难“通”？

　　1979年元月，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元帅发布《告台湾同胞书》。文告中，公之于世30年的“解放台湾”被“和平统一”所代替。而“三通”的概念也就此被提出，两岸“通邮、通商、通航”，表明了大陆对台态度的转变。

　　“这是在敌对30年后，两岸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揭示“三通”产生的背景时苏格认为，“导致变化发生的直接原因，是1978年12月15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一个中国。”

　　此后的24年里，两岸“三通”却屡屡受到“台独”者的阻碍，甚至一度成为台湾当局应对大陆的重要筹码。李登辉上台伊始，就曾公开宣称：要“三通”，就必须承认“台湾是同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承认两岸是分裂分治”。陈水扁执政时，“三通”的条件“上升”为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就在这种状况下，“三通”之路艰难前行。在大陆及台湾爱国人士———特别是工商界的努力下，通邮如今已经基本实现，身在大陆的你可以自由拨打台湾的电话。而在今天的祖国大陆，活跃着30万多名台商，2002年，两岸贸易额已超过400亿美元。

　　但不容乐观的是，“通商”实际上只实现了一半。据统计，目前只有极少数大陆商人赴台湾经商，而且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不允许大陆企业在台设立办事处。“通航”则成为更难以逾越的障碍———台商来往大陆必须绕道港澳转机，每年春节将至，这几十万在祖国大陆的台商都将重演返台“一票难求”的一幕。

　　20世纪90年代后期，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受其影响，台湾经济陷入低谷。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10年来，祖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7%以上。“在过去的一年里，台湾与大陆的贸易顺差已达到200亿美元。当台湾的股市持续走低时，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却能保持坚挺。台湾人称之为大陆概念股。”著名台湾问题专家刘震涛说，“所以，台湾商界人士迫切需要更方便地和内地往来。”

　　另据刘震涛介绍，“三通”不通也影响到了台弯外资企业。来自美侨商会的统计表明，在台外企以每年不少于100家的速度递减———2000年，岛内共有900多名美侨商会的会员，2002年底时只有700余名。“台湾是典型的岛型经济，市场有限。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就必须把大陆作为依托。”刘震涛说，“不久前，美国驻台湾办事处负责人包道格，已就此告戒台湾当局，不三通，台湾经济将受到影响。”

　　“迫于各方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三通的必要性。”徐博东分析说，“但在技术层面，他们却屡屡设置障碍。比如这次的春节包机，就从双向直行变成了单向曲行。”

　　徐博东认为，台湾方面对“三通”一再阻挠的原因，是惧怕“台独”失去生存的土壤。“台独产生的原因很多，但长期隔阂是重要因素之一。”他说，“两岸三通可以促进沟通，从经济上的交流进一步发展文化、政治上的交流，从而达到相互理解信任的目的。可以说，三通实现的那一天，就是台独走向没落的开始。”

　　从政治先行到经济先行

　　此次包机成行之时，恰逢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简称八项主张)重要讲话发表八周年。

　　这一发表于1995年1月30日春节茶话会上的讲话，是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并成为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直至今日。

　　2003年1月24日，在纪念“八项主张”发表八周年的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做了题为《两岸同胞同心携手，为完成祖国统一而努力奋斗》的讲话。这份只有几千字的讲话中，钱副总理先后提到了两岸经济合作、三通、恢复对话与谈判等问题。在谈到“三通”时他特别指出：“三通”是经济问题，以民为本、为民谋利，应当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与过去相比，今年钱副总理的讲话把经济问题放在了政治之前，强调不因两岸政治分歧而干扰经济交流。”徐博东如此解读钱其琛的讲话，“而在去年———纪念八项主张发表七周年时，大陆方面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三通”商谈不是政治谈判，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可以通过民间对民间、公司对公司、行业对行业的方式进行协商谈判。它充分体现了大陆对台政策的务实和包容。”

　　新领导集体的台湾政策不会大变

　　去年11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六大在京召开。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国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也完成了新老交替。而今年3月即将举行的“两会”上，还要继续完成国家领导人的交接。于是，一个问题开始引人注目：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是否引发对台政策的变化？

　　台湾问题专家苏格认为，江泽民在十六大上所作的报告，体现了中共对台基本方针的延续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大陆方面是灵活的，不断推出新的主张：如“三个可以谈”：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问题。

　　徐博东对此也持同样观点。他说，大陆对台政策不会因领导人而异，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尽管今天距离江主席的“八项主张”发表已经八年时间，但台海形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利形势在不断增强———大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重要；而不利形势同样在增长———民进党已在海岛执政三年，两岸关系也随之紧张。

　　刘震涛则认为，从1月24日钱其琛的讲话中，也能解读出未来对台政策的基本方向：“今天我们重温江泽民主席的重要讲话，回顾八年来两岸关系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更加深切地感到，这一重要讲话已经并将继续对两岸关系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在展望2003年年内两岸关系时，徐博东说，不要对“突破”寄予太大的希望，真正的“三通”也很难在近期实现。因为2004年台湾的“大选”临近，执政的民进党要想稳住台独票源———包括在立法院占13个席位的台联党，就必须作出阻碍两岸交流的动作。在两岸政策上就不可能做出重大的突破性调整。事实上，两岸关系总是反反复复：例如1995年江主席“八项主张”发表几个月后，李登辉便突然访美；1999年汪道涵先生拟订访台之前，台湾当局又抛出了“两国论”。而在今天，“包机”实现之后，殊难预料台湾方面会作出什么事情。本报驻京记者吴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