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媒体和官方透露的几则消息为中美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先是台湾媒体透露美军可能赴台“观察”军演，然后是以色列《国土报》透露美国逼以色列冻结对华军事技术出口，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则打赢了指控波音公司和休斯公司涉嫌对华提供卫星和火箭技术的官司，两家公司被禁止在未来3年出口被列入管制的高科技项目，并可能被处以高达6000万美元的罚款。尽管有媒体称“三股寒流给中美关系添乱”，但中美两国政府对此却表现得很平静，战略家们也认为这些并不能改变中美关系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航程。

　　10年来最好的“天气”

　　2002年底到2003年1月中旬，中美两国的高层交流空前频繁。包括美国总统、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等在内的高层人物频频与华交流。这种高密度接触是前所未有的。

　　仅在21个月前，中美关系还因为撞机事件而陷于危局，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两国首脑却进行了互访和4次会谈，不仅中美经贸关系保持了发展势头，中美在反恐和军事领域也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一度停滞的中美军事关系也得以恢复。

　　“9·11”以前，美国对亚洲推行“新俾斯麦战略”(美国学者语)，其目的是孤立中国。新上台的布什政府旨在恢复美日关系和改善同印度之间的关系的主动行动都突出表明了它的军事动机，它向台湾出售武器，声明将“竭尽全力”地保护台湾免受中国大陆的武力攻击，都使得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但其后的反恐斗争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机遇。

　　中国在“9·11”事件后立即对美国表示了同情，在联合国给予了支持，积极开展与美方的情报交流，支持进行反恐战争，这使美方意识到，没有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反恐事业将很难顺利展开。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中国市场前景和人气备受看好，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有4个方面的变化值得注意。

　　一是中美经贸和科技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外经贸部经贸研究院的最新报告表明：2005年以前，美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也吸引着美国商人的眼球，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表明，80%的在华美国商人相信中国入世对他们的生意有“积极”或“非常积极”的影响，77%的企业将在2003年增加对华投资，79%将扩大在华业务，67%将会扩大在华投资的地理分布。这种对中美经贸关系前景的看好也成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石。此外，中美科技关系也在进一步加强。

　　二是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在加强。2002年8月下旬，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华时表示，对于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支持的新疆独立势力“东突伊斯兰运动”，美国政府已经把它视为“恐怖组织”，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反恐问题上真正实现了互相支持。此后，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中国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宣布对导弹及与导弹相关的零部件的出口实行管制。

　　三是中美军事关系的恢复。在过去十多年中，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有争议和最困难的部分。在双边关系紧张的时期，军事关系总是首先中断，而在双边关系最佳的时期，它们则是最后得到恢复。即便在最好的时期，要在双边关系中找到一种相互满意的军事关系，对双方来说都很困难。特别是在美国鹰派势力起近乎主导作用的布什任内，中美军事关系随着撞机事件而陷入停顿。

　　但在过去一年里，美国总统布什却多次提到要恢复中美军事交流，胡锦涛副主席在访美期间，则“破天荒”地应邀进入了五角大楼，这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中美军事关系的回暖。

　　有意思的是，在白宫，最支持同中国恢复军事接触的是国务卿鲍威尔和助理国务卿凯利，他们都是有战斗经验的老兵。而那些对接触政策疑虑重重的人——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则不是没有军旅经验就是没有作战经历。

　　四是布什表明反对台独立场。在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布什总统第一次明确指出，“反对台湾独立”。这表明，美国虽然会继续保持与台湾方面的关系，但却并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导致中美对峙的问题。这种认识也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所接受。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认为，美国不应该挑战中国在台湾的利益，因为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不太重要，中国在台湾的利益是主要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台独”没有好处，美国不值得支持“台独”。尽管今后中美关系还会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波折，但双方都将会努力使其不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局。

　　一些美国战略家表示，美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中国，为了换取中国的合作，它似乎愿意在一些长期有分歧的问题上缓和自己的立场。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沈大伟)看来，“中美关系处在13年来最好的时期”。亚洲问题专家德里克·米切尔也认为，“(中美)双边关系大概处于10年来最好的阶段。中方为此做出了明显的努力”。

　　中国与美国：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

　　使中美关系发生重大改观的，既有现实的因素，也有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无论是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还是致力于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媒体披露的美国核指中国的消息，都没有引起中国过激的反应。中国方面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特别是中美关系上采取了求大同存小异的策略。这种政策反映出了一种自信和成就感，表现出一个大国的从容心态。在加入WTO和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中国人明显变得更加自信了，中国的自我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就连一度对华持消极态度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理查德·哈斯也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正在塑造一种不同的美中关系——从一种在冷战的严峻考验中形成的反苏的依赖关系走向一种适合于全球时代挑战的现代伙伴关系。哈斯说：“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崛起。实际上，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但是美国将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看看中国会不会利用它新增强的力量来为经济增长、和平的国际秩序和个人自由创造全球性机会。”

　　对中国国力增强的认可是中美关系转变的重要原因。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能否容忍崛起的中国是中美关系走向理性和建设性的关键。他既不同意现实主义者的“日渐崛起的中国与维持现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的论断，也不同意理想主义者的“中国与美国会成为最亲密的伙伴”的观点。在他看来，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有时亲密合作，有时吵吵闹闹，但是，肯定不会公开地相互敌对。中国将要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一个“更大一些的法国”。

　　这种认识肯定了美国决策层寻求与中国全面展开合作的努力，而朝鲜核问题的出现则强化了这种认识。尽管有人认为，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的影响有限，但更多的学者和官员则相信，中国与朝鲜的独特关系将使得她有机会继续发挥特别关键的作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中国项目主管裴敏欣呼吁政府要“认清中国在化解朝鲜危机中的价值”，并认为，与俄罗斯、日本、韩国相比，中国也许是最重要的角色。中国应美国及韩国的要求，将来可能还会应朝鲜的要求，调停美朝冲突，扮演一个平静而不可或缺的角色。从中，美国人将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与中国合作的价值。

　　“经济基础将决定上层政治建筑”。中美两国在经济、反恐和安全等领域中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将由此走向理性和建设性。但仅有共同的利益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这些共同利益有没有变成共同政策，或者至少是互补性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把短期的利益关联化为长期的战略关联，将是保证中美关系更多阳光、更少阴雨的关键所在。张国庆

　　本文为新华社《环球》杂志专供新浪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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