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编辑部

　　又一场危机突现——近来，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部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截至2月11日下午3时统计，共发现305例，死亡5例。有报道称，2月10日前后，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出现市民抢购板蓝根冲剂和醋制品的现象。根据本报调查，就在广东部分地区市民抢购药品的同时，海南、南昌、南京等地也同步出现抢购药品现象——发达的通讯手段、

无处不在的网络，为公众恐慌情绪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空间。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各地市民追风抢购药品的行为归于“从众心理”或“大众受教育程度不高”。面对涉及生命安全或切身利益的传闻，公众的心理往往非常脆弱。在危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之前，公众寻求自救是一种自发的本能。

　　当然，盲目的自救行为会导致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专家说，有时候，灾难所引发的恐慌会比灾难本身更具有破坏性。灾难仅仅是侵害了人的肉体，在一定范围内有杀伤力；恐慌则摧毁人意志，能够导致整个社会混乱。问题是，作为公共安全的维护者——政府，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主动组织起理性、科学甚至是人性化的即时危机救助行动，以替代公众自发而盲目的自救行为？

　　有关人士指出，在危机发生之后，公众最渴望能够听到权威部门的声音，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真相，否则，小道消息只能令惶恐和不安继续蔓延。

　　过去，每逢突发重大案件、疫情并在当地甚至更多地方产生公共安全震荡时，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常规动作”是“捂盖子”、封锁消息。在他们看来，过多的解释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但事实上，“谣言止于智者”，传播学理论认为，公众对传闻的恐惧往往正是产生于对事实真相的不了解。

　　由于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渠道的不够畅通，由于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缺乏权威性的信息往往会在传播中被夸大、被扭曲，进而变成流言蜚语。而在此过程中，公众的心理恐慌又会由无到有，由轻而重。

　　“9·１1”事件之后，美国又遭遇炭疽粉末邮件的莫名恐慌，而美国政府方面都在第一时间发布关于炭疽粉末邮件的信息。他们当然也考虑到带来的“负面因素”，但让更多人知情，就意味着更多人因有所预防而免于伤害。有关专家据此分析，一个具备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的政府，在流言出现之初，就应该利用媒体，建立与公众的信息通道，定期发布各种公众需求的信息，以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这也是增强政府的凝聚力和公信力的一种方式”。

　　广州市政府在建立与公众信息通道方式上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政府正试图以新的方式处理突发性危机。2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广州市政府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正式公布广东遭遇不明肺炎病毒袭击的消息。

　　据悉，这是多年来广州市政府首次就某种疾病流行的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当地媒体在报道这次疫情、抢购风潮的过程中，并没像以往一样受到限制——不可否认，对比以往一些地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做法，广州的这些尝试无疑是一种进步。

　　当然，广东有关方面在处理此次危机过程中，并非没有值得反思之处。比如说，目前发现的305例“非典型性肺炎”感染病例中，医务人员感染发病共105例，占其三分之一。有消息说，这些医务人员染病的原因，主要是因当初与病人接触时，麻痹大意，没有做好自身的预防保护措施。

　　此外，为什么出现河源市民恐慌、抢购药品之后，公众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

　　为什么当市场急需抗病毒药品时，当地药厂会因原材料资源供应不上，只得停止接受订货单，尤其是在传染病多发的季节？

　　为什么在不法奸商大发“灾难财”时，我们没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法律法规予以监控、惩治？

　　出现这些失误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长期的和平稳定，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突发性危机面前，普遍缺乏“危机意识”。但是，回顾两年前的石家庄靳如超爆炸案、一年前的天津艾滋病病人“扎针”事件，尤其是念及当初由此而起的阵阵社会恐慌，我们会发现，在“危机意识”普遍淡漠的情势下，更为切要的是公共管理部门亟需建立一整套完备的、可以迅速启动的危机处理机制。

　　有关专家曾经建议，“我们需要通过模拟危机情势，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与监控系统，能够使政府和公众培养危机意识，就像不断进行的消防演习一样，通过演练各种可能在实战中碰到的问题培养消防人员的消防意识，能够使消防人员时刻做好防火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所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对于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危机意识”以及更为重要的危机应对处理机制，就如同现在非典型性肺炎传染区的12层口罩，是一种起码的自我防范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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