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你们厂里出现这种连冲的机器多不多？

　　郑：应该是有的，反正我女朋友做过的机器，那台大的机器就连冲过两次，那台小的机器以前也出现过连冲。由此看来，冲床发生连冲故障并不是第一次，此前也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据郑金中说，他也曾向企业负责人反映过这一情况，但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一机械故障却并没有引起企业负责人的警觉呢？难道说，非要等到有工人的手指被机器轧断才

该重视对机器的维修吗？

　　在和郑金中深入交谈中，记者得知了更令人震惊的情况：从去年12月16日到26日仅仅11天时间，三博公司就有三名女工的六根手指被轧断！12月16日，一位名叫吴玉英的女工右手手指被轧断两根，第二天，另一位名叫王淑妹的女工左手又被轧断两根手指，而郑金中的女朋友邹时利是第三个人。

　　记者：那在这三起事故之前，厂里还有没有出现过别的事故？

　　郑：2001年出过四起，有四个人的手指被轧断。王淑妹，32岁，福建人，在公司院内，记者恰好碰到了正要找老板交涉的她，交谈中记者才知道，她当初被招进公司是做清洗工的。那么，一名清洗工的手指又怎么会被轧机轧断呢？

　　王：我进厂的时候是一名清洗工，当到大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车间主任派到车间去操作冲床、轧机。

　　记者：你们厂里共有六名清洗工，所有的清洗工都到车间操作过冲床之类的机器吗？

　　王：有四个人进去做过。

　　记者：车间主任让你进车间操作那些机器，可你到底会不会操作呢？

　　王：他才不管你会不会做呢！反正他就安排你进去做，不管你会不会做。老板在开会的时候也说过，车间主任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比如说我的嫂子被招进厂时是敷底的(给锅、壶加底)，她也经常被派去操作冲床，她现在什么冲床都做，大冲床小冲床都做，什么都干，有时候一天要操作五六台机器。乱七八糟的，就这个样子。

　　正象王淑妹所说的那样，全厂六名清洗女工有四个人都先后几次被企业负责人调到冲床车间去做工，而更可怕的是，她们在上机操作以前并没有受到任何培训！混乱的用工制度和近乎空白的岗位培训是导致王淑妹手指被轧断的主要原因。仅仅11天的时间就有三名工人的手指被轧断，是偶然？还是必然？！一到任务繁忙的时候就把其它工种的工人调到冲轧车间去做工，那么企业负责人有没有想过，他们轻易做出的一个草率的决定，会影响一名工人一生的命运呢？

　　在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记者还看到了一份公司为所有在厂民工买的保险单据的复印件，在保险单上清楚地写明：如果工人在三博公司的意外事故中死亡或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全瘫的话)可获得的最高赔偿金额是8万元，记者依据保险条款粗略估计了一下，象王淑妹、吴玉英和邹时利她们这种失去两根手指的情况最多能从保险公司获得一万多元的赔偿金，如果刨去数千元医疗费用，工人能拿到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不过，她们毕竟还有一份保险，而在记者所采访的其它企业的数十位伤残民工中，工厂没有为他们买工伤保险的占绝大多数。更为严重的是，包括三博公司的工人在内，竟然没有一个人同工厂签定过劳动合同！这就使得伤残民工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上。永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晓春曾经告诉记者，由于他们人力有限，所以只能保证对中型以上、有一些规模的五金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

　　记者：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企业是不是应该和工人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呢？

　　李：《劳动法》是这样规定的，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合同。

　　记者：永康所有国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五金企业不和工人签订合同的比例有多大？

　　李：现在国有、集体企业在和工人签订合同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非公有企业同工人签订合同的大概在百分之六……七八十左右。

　　记者：可在我的调查过程当中，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的工人都说企业没和他们签合同，难道说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李：那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没有和工人签合同的。

　　记者：可你刚才还说绝大多数企业是和工人签了合同的。

　　李：那不是这个样子……，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说，相当一部分是签的，也有一部分没有签。这个到底是签的多还是不签的多，我现在也很难说清楚。永康的企业确实也比较多，所以抓这方面的工作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不过应该说永康的“百强企业”、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大多数是签的。

　　记者：可我了解到的的情况是，规模比较大的企业中没和工人签合同的也相当多。

　　李：……，我也不知道你具体是指哪些企业，从我所掌握的情况来说，大多数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应该是签了的。当然，我不能保证每一个企业都和工人签合同了。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劳动部门也就这么几个人，所以我不能说不签合同的一个也没有，我不敢这么说。

　　按照李晓春副局长的说法，象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这样规模的中型五金企业，政府对它们的管理应该是规范和严格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对企业所谓的“严格管理”又是通过什么来体现的呢？据了解，永康市政府曾经要求所有的五金企业在冲床、轧机等机器上安装红外线安全保护器，记者在永康市内也确实见到了销售红外线安全保护器的商店，听商店的老板说，他所销售的红外线保护器共有十多个型号，最贵的是2000多块钱，所有保护器保用一年。可是象三博实业有限公司这样一个应该已经在政府严格管理范围之内的中型企业的车间里，记者所见到的机器上却都没有安装任何保护装置。而更可怕的是，在永康所有的五金企业中，能达到中型以上的企业还只是少数。

　　记者：永康总共有多少家五金企业呢？

　　李：大小五金企业大概是7000多家。

　　记者：在这7000多家企业当中，象你所说的那种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是多少家呢？

　　李：上规模上档次的大概是……300多家吧。

　　记者：在五金企业当中操作冲床或轧机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职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对工人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你认为就目前来看，永康所有的五金企业在岗位培训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李：岗位培训这一块……，应该说以前做得是很不够的……如果李晓春副局长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想象，那些政府没有能力去管理的、而又占永康市五金企业绝大多数的小型企业的生产和管理状况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们站在机声隆隆的车间时，“五金之乡”事故频发的答案似乎已经不需要再寻找下去了。

　　下篇：谁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对于这些病人，虽然医院可以为他们进行断指续接甚至残指再造，但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无论医生的医术有多么高明、治疗有多么成功，病人手掌或手指的功能也会大打折扣，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的手指或手掌连续接和再造的条件都已经不具备。缙云县田氏伤科医院的龙攀大夫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记者：你们去年收治的来自永康的手外伤病人有230多，治疗后手指、手掌被接回去的占多少？

　　龙：对于有条件的，成功率是98%左右。

　　记者：那么失去再接条件的病人占多少？

　　龙：30%多。机器轧扁了就没法再接回去了。

　　记者：对于能接回去的，手指的功能受到的影响大不大？

　　龙：当然是没有原来灵活了，如果是从指根部分断的，即使接活了，功能也要差一点。

　　据记者了解，到永康五金企业打工的人大多是来自贵州、江西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原本是抱着脱贫的愿望离开家乡到永康打工的，而现如今，那些年纪轻轻却已手掌伤残的民工所能拥有的就只剩下一个破灭的梦，他们甚至不敢去想自己以后几十年的路该怎样去走。可是令记者震惊的是，竟然有相当多的伤残民工只是盼着老板能发善心给自己一些补偿，即使有人想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但对结果也丝毫没有信心！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手是因为在工作中受得伤，跟他们要赔偿啊？

　　宴明兵：想是想过的，但是老板认为没有必要，你也搞不过他。

　　记者：如果说他不给你，你怎么办？

　　宴：不给我，就算了吧，没有办法……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手都伤成这样了，让老板给一些赔偿啊？

　　邹时利：想当然是想了，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赔。赔也赔不了多少的，最多几千块钱。

　　记者：如果他最后一分钱也不给你，你怎么办？

　　邹：我不知道。

　　记者：想没有过去起诉？

　　邹：我没敢想。因为要打官司的话我们肯定打不赢的，他是老板嘛，我们又不是这里的，又不是本地的，老板是本地人，又有钱……，所以我没敢想起诉的事。

　　陈斌强：先治好再说吧，治好后我自己去找他们解决。

　　记者：有没有想过用法律手段来解决。

　　陈：现在还没有想过，如果私下能解决就算了，如果不能解决只能是看法律了，不过，这个我们也不怎么懂。可以说是不懂。

　　王富林，35岁，江西人，七年前他离开家乡到永康五金企业打工，1999年，他在永康雄鑫五金工具厂做工时失去了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此后他换过两家工厂。去年12月27日，他右手的食指又被冲伤，就连只剩下半截的中指也没能逃脱再次受伤的命运。据他自己说，第一次受伤时，他曾试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那次经历使他在第二次受伤以后不敢再想同企业打官司的事了。

　　记者：你到永康打工有多长时间了？

　　王：有七年了。我干了有两三个厂了。

　　记者：你第一次手受伤是怎么解决的？

　　王：就是医药费出了一点，然后补了两个月工资吧。

　　记者：两个月工资是多少钱。

　　王：15块钱一天。实际上也就是给了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后来给了我2000块钱，两个手指给了2000块钱。

　　记者：两个手指就只赔2000块钱，你觉得冤不冤？

　　王：那当然冤了，但我没有办法，我起诉过，律师也请好了，没办法，他们关系都比较好，没办法。最后劳动部门过来调结，那时候也快过年了，我们从外地来打工，拖不起的。如果我要起诉的话，需要劳动部门给我开证明，但是劳动部门的人也是本地人啊，所以证明开不出来。没办法，只好接受了。

　　在同伤残民工谈到赔偿问题时，记者起初认为是因为他们胆小怕事才不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才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在我所采访的数十位伤残民工中，工厂没有为他们买工伤保险的占大多数，即便是有保险的，保险金额也大多比较低，更严重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同工厂签定过劳动合同！通过调查记者得知，在民工入厂时，他们大多拒绝同民工签订劳务用工合同，如果哪位民工非要签合同的话，老板宁可不要这位民工。为了能获得一份工作，绝大多数民工被迫在没有签订任何劳务用工合同的情况下进厂做工。那么企业老板为什么不愿意和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呢？我们先来听听永康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李晓春的分析。

　　记者：你认为企业不愿意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最主要原因是许多业主法制观念不强，对《劳动法》认识不够。另外，签订合同后，对业主与工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比较明确了，而模糊这种权利义务对企业要有利一点。实际上，企业老板不愿意和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牟取最大经济利益，但对于民工来说，没能和企业签合同的结果是，他们根本就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一个不受《劳动法》保护的民工在做工中伤残以后去打官司，其结果可想而知。

　　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巴国兴律师出于对伤残民工的极大同情，无偿为找到他的伤残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记者也曾就这一问题向巴律师进行过咨询，得到的答案是，没有签订合同的伤残民工如果选择打官司，即使最终获胜了，去除诉讼费用后，伤残民工能到手的钱也不会比选择“一、两千元私了”多多少。

　　巴：严格来说，企业都应当与工人签订合同，这是《劳动法》所规定的，但是目前企业与工人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工人如果提出要同企业签合同，老板大多不予采纳，所以大多数工人都没能和企业签订合同。所以工人一旦在劳动中出现伤亡事故，在赔偿当中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签没签合同的赔偿方法和处理结果是不一样的。

　　记者：我在采访当中发现，有许多伤残民工都很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其中又有相当多的人又非常害怕打官司，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获胜，您在所受理的类似案件中有没有感到确实很难呢？

　　巴：这个问题确实有普遍性，企业招收的大多是外地民工，由于这部分人本身就是弱势人群，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来赚取一点点仅够维持生活的钱，所以一旦要打官司，他们一般很难支付诉讼费用，而且他们文化水平又比较低，想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诉讼问题非常困难，在我们所受理的案子当中，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本身工人就没有多少钱，让他支付各种费用来打官司当然非常难。

　　记者：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他打官司打赢了，他所获得的赔偿也只够支付在打官司过程中的各种费用呢？

　　巴：这种情况也有，由于有时候一些民工伤残的等级比较低，他所能获得的赔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方面要支付诉讼的各种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时候案子拖延的时间比较长，他自己的花费也会比较大，所以往往在最后能剩下的就很少了。作为所在地的一个弱势群体，外地民工、尤其是伤残民工的权益难道说就无法得到维护了吗？巴国兴律师倒是出了一个主意。

　　记者：就象您刚才所说的，民工要想同企业签合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他不能够获得工作，而没签合同进厂做工，一旦出了事又不能受到一些法律条款的保护。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些外地民工的权益该怎么来保护呢？

　　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现实，我想，尽管劳动者是居于一个弱势地位，但还是要有法律意识，能够同老板签合同的最好要签，当然有时候劳动者一提出要签订合同，老板就不用他了，我觉得有时候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来解决。本如说，你可以先进去做，过一段时间以后，在对工作比较熟悉以后可以再提出签订合同，如果老板还是不同意，你可以巧妙地向当地劳动部门反映，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部门有这个职责和义务对本地企业的用工情况进行检查，如果在检查是发现企业普遍不与劳动者签合同，劳动部门有权责令其改正，与工人签订合同，对劳动者提供保护。

　　巴律师出的主意多少让人感受到一丝苦涩和无奈，虽然说“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作为民工本身是应该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但这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主要环节。巴律师对记者说：

　　巴：更重要的是劳动部门应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劳动法》对劳动部门的义务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劳动部门应该经常对企业进行检查，发现有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劳动部门可以责令其改正，如果企业在限期之内不改的，劳动部门有权对其进行处罚。我想，如果劳动部门真得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加大管理的力度，而劳动者又有比较好的法律意识的话，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得保护。

　　事实上，无论是民工自己努力也好，还是企业自觉向民工多支付一些赔偿金也好，说到底都还是对事故发生以后的补救措施，对于伤残民工来说，赔他们多少钱都不如还给他们一个健全的身体，所以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降低事故发生率、保障民工的生命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能否认，永康市的五金企业的确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我们也看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却是企业的高事故率，对此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两者之间是否一定要划等号呢？换句话说，降低企业事故率是否会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中国劳动保护企业协会副会长、北京达飞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志宪博士。

　　李：民营企业对永康、对浙江乃到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贡献都是比较大的，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意味着高事故率的发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结果，而高事故率是在企业里各种危险源和事故隐患大量存在的结果，从专业上来说是人的不安全因素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导致的结果。比如说一些管理者要钱不要命、违章指挥，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比较低、违章作业，这是人的不安全因素；再比如说永康的五金企业需要有安全生产设施，但我们可以看出永康五金企业普遍没有采用安全生产设施，这是物的不安全因素。这些都是事故的最大隐患。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事故的高发生率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比如说美国煤炭产量和我们国家差不多，多的时候年产13亿吨，但美国整个煤炭行业每年的死亡人数是二三十个人，最多四五十个人，而我们国家每年是四五千人，多的时候七八千人，这是一个例子。再比如说我国深圳这几年发展非常快，但深圳发生的生产事故并不多，这几年的安全状况一直比较好。

　　记者：换个角度说，如果说企业从一开始就重视安全生产，花了比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这样做是不是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呢？

　　李：我认为恰恰相反。当然了，企业从建厂初期就抓安全生产，企业的投入会大一些，但安全是生产的保证，没有安全就根本无法正常生产。那么正常的生产都无法保证，经济又怎么能发展呢？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与生产安全并非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解决不好企业频繁发生事故的问题，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会在不远的将来突显出来，恐怕到那时再来想办法解决难度会更大。

　　记者：现在永康有登记注册的五金企业7000多家，另外还有几千家是没有登记注册的，这样加起来，数字是相当大的，这其中只有两家是国有企业，其它的都是集体和民营企业。客观地说，当的有关部门的管理难度确实比较大，您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要想解决永康事故频发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

　　李：浙江永康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数量的迅速增加给管理部门带来很大的困难。但这并不是说安全生产工作就搞不好。

　　我认为首先应该加强全民族安全生产的教育，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珍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氛围。对于企业的职工来说应该加强岗位培训，只有当职工掌握了安全知识才允许他们上岗作业。其此，我国的《安全生产法》去年11月1日已经颁布实施了，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该严格执法，制止和制裁各种违法行为，对那些无视工人健康的企业管理者必须绳之以法。

　　第三方面，企业方面应该舍得花钱舍得投入，采取一些先进和安全生产技术。比如说在浙江永康，那种红外线保护设备花钱并不会太多，如果采用这种设备，你刚才所说的也断指、断掌的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第四方面，我认为在目前要落实各种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度，有关部门应该按照国务院302号令、按照《安全生产法》对本地区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为官一任应该确保一方平安。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事，我建议把安全生产与各级领导的职业道德结合起来，建立起对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业绩的考核、并且与其职务升迁相结合的制度。

　　我想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措施上去了，这样的事故完全可以避免。

　　正是由于企业老板总是以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所以要想让企业通过自觉努力达到改善现状的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样看来，政府有关部门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并最终引导企业走上良性发展之路应该是关键所在。李志宪博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安全生产的投入产出比是“一比六”，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从这一角度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引导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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