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称“亚洲第一露天矿”的海洲矿因枯竭而破产
点击此处查看更多图片

　　□本报记者于津涛□张向东

　　阜新，取之“物阜民丰，焕然一新”之意，曾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能源工业基地之一。“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4个能源项目安排在阜新。2000年底，阜新累计生产原煤5.3亿吨，用装载60吨的卡车排列起来，可绕地球4.3周！

　　该市现人口80万。市区有一条干河叫“细河”，河床将市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河北是行政区和商业区，高楼林立，霓虹闪闪；河南是矿区，煤灰四起，有的平房还是日伪时期建造的“劳工房”。

　　一城两重天，以矿产为主业的城市多见此景。

　　而1991年以来，随着矿产枯竭，不仅河南边没亮起来，连河北边也开始衰落。

　　1991年8月，阜新资源枯竭迹象开始变得严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到阜新视察，要求城市酝酿转型。

　　2002年2月28日到3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国家计委等部门负责人到阜新现场调研。

　　200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地下720米深处和矿工们共度除夕夜。这位有着亲民形象的新常委对这个城市的现状非常了解和关切，他劝慰和他一起在井下吃饺子的矿工杜荣波说：“别担心，矿工的生活会好起来的。”

　　三位国务院领导心系阜新，表明国家对东北重工业基地及能源城市企业改制及城市转型的关注。

　　阜新到底如何转型？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全国80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是东北大片同样等待转型的重工业基地。

　　阜新转型的标本意义非同寻常。

　　随时陷落的土地

　　心里打着鼓，坐上满是煤灰的4路公汽，记者在阜新市平安矿区一路前行。凹凸不平的土路上，煤灰漫天飞扬，难怪当地人说“采煤一手黑，发电二手灰”。

　　新邱区是当地沉陷问题严重的区之一。同行的曹副区长向记者讲述了这样几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1999年，新邱区南部八坑处，一台213型吉普车正在路上行使，突然路面沉陷，吉普车“如同电影特技镜头般”在路面消失，后面路人口瞪目呆。

　　2000年，当地一个叫黄凯的孩子正在路上行走，突然路面沉陷，孩子“像一块石头”掉进深不见底的废坑道里，当场被瓦斯熏死。

　　居民反映更多的是：整座房子会突然“轰隆”一声，半陷入地下，都得要邻居帮助，才把房子重新弄结实。

　　记者在当地看到一根电线杆子，只有1米高。区宣传部的同志告诉记者，它原来有八米高，但一天早晨突然陷入七米深的大坑中，为了将大坑填满，动用了大概七八卡车的土石方。

　　曹副区长告诉记者，新邱矿方圆几十公里地下的巷道如同蜘蛛网一样纵横交错，清末时期、民国时期、日伪满时期以及建国之后的巷道，根本难以分得清楚。

　　记者在阜新市计委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采煤沉陷区分布图，13处沉陷区标志像张开的虎口横贯阜新市的百里矿区。

　　采煤沉陷区给阜新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已超过15亿元，威胁着居民的日常生活。

　　记者信步走进一户还没有搬走的矿工居民家中，四个裂开了缝的墙角有一处竟然能够看到外边的亮光，冬天北风从这些裂缝中吹进屋子，整个屋子的墙上都结满了冰。

　　马路两旁满是低矮的小门房，记者乘的公共汽车穿过整整两条街，竟没发现一家小吃部，一个杂货店。

　　据阜新市计委转型办的同志介绍，阜新这十三个沉陷区内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民房达2.8万户。李岚清副总理对此非常震惊，曾亲自到沉陷区居民家中看望，指示尽快将他们搬出沉陷区。

　　2002年，阜新已安置沉陷区居民5966户，交付使用建筑面积27.4万平方米。

　　“主粮道”断了

　　2月12日，记者来到曾称“亚洲第一大露天矿”的阜新海洲露天矿，站在矿办公楼的露天阳台上凭栏远望，只见天空灰蒙蒙的一片，让人透不过气来；方圆6公里的露天矿内则火光点点，“这是露天煤矿特有的煤层自燃现象”，海洲矿矿长王福清告诉记者，“所以露天煤矿的开采对环境的污染也是很大的。”

　　这个巨大而又格外壮观的矿坑曾经是阜新人的骄傲，更是一片令人心潮澎湃的热土，挖出的煤曾用于共和国各条战线的建设。然而同时，大坑中伴煤而生堆积如山的煤矸石也压在阜新海洲人的心头。

　　记者来到海洲矿的底部，此时已经是夕阳西下，漫天的煤烟遮住了将要落下的夕阳，好像站在一巨型大锅的锅底。

　　2002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一行来到海洲矿，听完了矿长的介绍之后，李岚清副总理说，过去的海洲矿很辉煌，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眼下很困难，但仍然同样辉煌。矿工们听了李岚清副总理的话，每人都眼含热泪，他们深知眼前的辉煌乃是一种英雄迟暮的悲壮的辉煌。

　　2001年3月30日，伫立在阜新大地上的东梁矿、平安矿、新邱露天煤矿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全面破产。

　　2002年4月，曾经是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海洲矿因资源枯竭而申请破产。

　　2002年6月，阜新矿务局所属的其他几个煤矿也申请破产。

　　断了主粮道后，阜新市陷入一系列困难之中。

　　“啃老”现象

　　记者在阜新采访时发现，大街小巷都是一种名为“神牛”的人力三轮车，花上两块钱就可跑遍整个城市。车夫绝大多数都是下岗的矿工，全城多达13000多辆，车多客少，他们一天的收入约在20元左右，非常微薄。

　　根据官方的数据，阜新全市处于月收入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有19.98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5.4%，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警戒线”。而矿务局40万矿工已经有20万人下岗。

　　正月十五，记者来到阜新平安矿下岗职工李田(化名)家中，10平方米的平房里除了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之外，几乎没有值钱的东西。

　　而他孩子正在读小学一年级，正是花钱的时候。李田告诉记者，他2001年下岗的时候得到两万元，为孩子治病花了一万元，老婆离家出走又拿走了另一万，他如今只能靠蹬“神牛”谋生。

　　据不完全统计，在停产矿的职工中，每100个家庭就有一到两个出现离异，大多是妻子出走。

　　在阜新市记者还了解到一种现象：有些家庭中，一个老矿工的退休金成了一家老少主要生活收入。当地人无奈地把它叫作“啃老”。

　　有30年“矿龄”的张连枝(化名)从海洲矿退休有好几年了，老伴前年去世，儿子儿媳都下岗了，一开始没工作就靠自己的一点退休金活着，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无奈中只好到沈阳打工，把刚刚5岁的小孙子留在家由老人带着。

　　张大爷一脸无奈：为什么当矿工光荣了30年，到这么大岁数了不仅要养儿子还得养孙子……

　　前市委书记18年前的预言

　　阜新突围，几乎走过了二十年“路在何方”的论证和探索的过程，阜新人其实从未停止过上下求索。

　　时光倒退18年。

　　1985年12月12日，一封信不亚于八级地震震动了辽宁省省委。

　　“煤炭企业都有一个‘建设—发展—萎缩—报废’的过程，按照这一规律，阜新矿务局在20年后，就将进入萎缩期。在今后20年间，我们如果不能迅速地把其它工业发展起来，20年后，阜新将发生更严重的困难。

　　“前30年，阜新形成了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是我们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误，如果在今后20年内不把其它工业发展起来，就将是我们的第二次重大失误，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邱煤矿曾是一座年产100万吨的大型井，现已萎缩到十几万吨，全矿职工出路成了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地方工业，那么，新邱矿的现在，就是阜新市的将来。”

　　……字字振聋发聩。而信的作者是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的马波。

　　时隔18年，马波的预言几乎都成为现实：阜新市的城市整体生存压力已经迫在眉睫。

　　马波书记在信中谈到的“20年后”就是2005年，现在离2005年还有两年时间，阜新的其他工业不仅没有发展起来，而且与其他发达城市相比距离却是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建国初期把阜新建成“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决策是主要的原因，而说这是当时的工作失误其实有失公允，因为当时有自己的历史原因：“一五”、“二五”时期，国家基础建设百废待兴，急需能源和煤炭，再加上由于当时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阜新、抚顺和鞍山等能源基地建设之初，就没考虑综合发展，也没考虑资源枯竭问题。

　　而很长一段时间里，阜新总是强调自己的资源优势，把它当作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直到1980年代，相当多的阜新人还沉浸在“北方煤都”的辉煌里，并以为阜新还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似乎阜新的地下财富像阿里巴巴那个山洞里的珠宝———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马波上书省委的这封信一下子捅开了这层薄薄的窗户纸：摆在面前的将是残酷的现实，“皇帝”早就没“新衣”可穿了！

　　15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

　　“阜新应争取特殊的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马波给阜新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走出“一要政策二要钱”的窠臼，但阜新产业结构调整确实已经是“箭在弦上”。

　　1991年3月29日，阜新市长王亚忱(后任阜新市委书记)在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率15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煤炭城市问题的议案》，把全国400多座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严峻问题揭示了出来。仅采煤造成的采空区和沉陷区，代表们陈述的现实是：抚顺市、鹤岗市采煤沉陷影响面积已分别达22.5平方公里和12.1平方公里……采空区下沉，已有32%的建筑遭到破坏……劳力安置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150名人大代表的联名提案震动了七届人大会议。“4月3日晚，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同志来到北京惠侨饭店代表驻地看望我，了解阜新产业转换的进展情况，并告诉我，阜新产业转换问题已经得到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王亚忱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细节。

　　会后不久，辽宁省人大代表视察团即来到阜新调研，并向国务院提交了紧急报告；当年8月1日，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亲自来到阜新视察调研；1992年12月10日，国务院将阜新确定为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试点，并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倾斜。

　　2003年2月14日，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家，71岁的王老的思维仍很清晰：“1980年代末，还没有‘转型’这一说法，那时候叫产业结构转换。阜新党政班子领导也是最早到德国矿业城市鲁尔考察的，鲁尔的城市转型很成功，对阜新的启示很大，当时的认识是：转型一需要时间，二需要政策，三需要巨额资金投入。”

　　几经风霜的阜新终于迈开了产业转换的第一步。

　　“蹬腿哭”能哭出什么来？

　　“建纺织城、电子城、化工城”，阜新一度把转型寄托在国家拿出巨额资金再上大项目，再造工业城的等待与幻想中。

　　计划中，仅煤化工一个项目就需资金40多个亿，还不包括配套设施。先期投资3亿元的化工城，由于建设周期太太，产品被市场淘汰，投产之时成了倒闭之日；围绕煤炭的“因厂转厂、因产品转产品”的调整，也没了下文。

　　“计划经济时期，‘会哭的孩子有奶喝’，阜新就曾走过一段这样不停哭诉的历史，各届政府班子上下呼吁，要求国家在工业立项、资金补贴上给阜新‘开小灶’，为什么？因为阜新对国家有过贡献嘛！

　　“可仅辽宁省，就有抚顺、本溪、北票等城市和阜新的情况如出一辙，哪个城市存在的问题都很严峻，国家哪里有那么多钱。

　　“是继续‘蹬腿哭’，还是自力更生，创新观念，这对阜新十分重要，阜新绝不能再做‘要奶喝’的孩子，得学会自己走路。”阜新市计委主任刘文启对记者说。

　　有人计算过，在阜新新上项目需投资二十万元才能安置一个下岗工人，根本无法解决阜新成建制成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阜新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思路并没有错，然而，阜新单一资源型经济和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显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阜新转型几乎徘徊论证了20年，其间也走了不少弯路，再不能丧失发展机遇了！”国家计委国土资源所所长助理王青云博士这样认为。

　　在2001年12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阜新被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重点发展第一、三产业，形成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第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新格局。

　　阜新现任市委书记王琼则把推动阜新经济转型用这样20字方针来概括：自力更生，龙头牵动，科技支撑，民营为主，市场运作。

　　王琼认为，在今天，让国家再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大量投资，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阜新必须立足自力更生，立足本地资源和优势，创造一条符合阜新特点的转型之路。

　　现代农业，被认为是阜新的突围之路。

　　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党的十六大会议中，王琼书记和阜新市代表把阜新某集团生产的“红豆乳”饮料送到与会代表团成员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阜新终于迈出了推销自己的一小步。

　　末路一战

　　在阜新的碱巴拉荒村，有一支15个矿工组成的创业“先遣军”带起了160多个煤矿工人涉足“现代农业”。他们的带头人就是原新邱露天矿团支书李莹。

　　李莹说：“矿里宣布破产，我们开了最后一次团支部会，散会后就去露天矿看看，向‘共青团号’电镐告别，这台电镐让几代矿山共青团员骄傲了30多年，那天我们15个人亲吻着这台电镐，全哭了……”

　　李莹说自己心情无法平静。因为这些兄弟们对他说，你带着我们创业，我们押上破产费豁出命了。

　　2001年12月24日，他带上和14个兄弟凑齐的下岗安置费20万元，找到副市长李成军，要求到第一产业中去创业。

　　今天，他们承包的碱巴拉荒村50个日光温室已经丰收在即，李莹并带领矿工们成立了绿色田园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食用菌栽培、开发、销售，并帮助165名矿工实现了再就业。

　　在这个村子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园区里，记者还见到了单干户贾仲义。他从平安矿下岗后，投入2.4万元，炒冷门种起了食用仙人掌。他说，种香菇的太多，怕卖不上价钱。为了承包大棚，贾仲义把房子都卖了，全家搬到大棚里来住。他说自己已经和沈阳一家公司签订了收购合同，今年6月份仙人掌收割，预计能卖上1万多元。

　　而今年春节，老贾“牛刀小试”，已经卖了1000多元钱的仙人掌。

　　“伺候土地，这活儿也挺苦，这些活都干完累得直不起腰来，跟在矿上不是一个累法。可是想到日子过得有奔头，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要能赚钱，我不怕吃苦，不懂种植技术可以学。”老贾说得很实在。

　　阜新还积极引来外面的“凤凰”。

　　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台湾商人、花卉种植专家刘宁诏种植的近万盆蝴蝶兰花开正盛，刘宁诏去年6月份来到阜新投入50万美元办起了福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给阜新带来了满园花香，并培训了三十多名当地花卉栽培技术人员。

　　记者问刘宁诏为什么没有选择南方，却来到阜新创业？刘说：“一是阜新光照充足，温度、光照适宜花卉生长，另外，我是看准蝴蝶兰目前在东北还是零市场，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就在隔壁，宏丰大地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的郁金香种植基地里一样满园花开，恰好次日是情人节，园工们都在忙着剪花装箱，准备运到沈阳市场。

　　“十万工人变农民”？

　　有意思的是，关于矿工的新身份有了不小的争论。

　　2002年8月，某媒体一篇《阜新转型：十万工人变农民》的报道在网上广泛流传，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对阜新转型提出质疑：十万产业工人回到农村种地，且不说和农民争地，是不是逆城市化而动，一夜退回解放前？阜新的转型是不是又走了弯路？

　　2月12日，阜新市委宣传部长张万勤对记者说：《十万工人变农民》是不实报道，因为阜新目前从事第一产业即农业的下岗工人绝没有十万人，另外，目前从事第一产业的工人也绝不仅是一个种地农民这样简单，这种理解混淆了阜新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

　　另外，阜新经济转型的规划期确定为15年(2001年—2015年)，也不是某些媒体所说的5年、9年或者7年。

　　阜新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计委主任刘文启解释说：“阜新的经济转型实质上是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从现在起到2005年，建设一批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2006年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现代农业体系，形成具有阜新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按阜新市政府的资料，去年一年，阜新引进的60个龙头企业已投产25户，在建35户，实际到位资金86994万元。其中10户80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有5户。截止到2002年11月末，阜新市已经启动了15个农业园区和42个设施农业小区，共投入建设资金1.14亿元。

　　更多的阜新市民不关心他们的身份是农民还是国家工人，如何把钱挣回来，放入口袋，是更真切的问题。

　　新浪白色情人月 激情体验心跳感觉！
　　30M任你邮送相册，免费试用抽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