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汪从飞李亚舟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启动民间投资”已经说过很多年了，其间虽然也有不少进展，但突破其实就在这几年， 其地点首选浙江。浙江省统计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2001年，浙江私营工业增加值达1402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 45.1%；上交税金达183.6亿元，占全部工业的31.7%；从业人员达490.3万人，占全部工业的57.2% 。对于浙江全省经济总量

、财税收入以及就业人数的上升，启动民间投资、发展民营企业可谓功居首位。民营企业数量的不断 增加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最终体现在社会投资总额和生产总量的增加，体现为社会财富的增加。浙江GDP总量7670亿元 ，人均GDP1.657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突破3000亿元，均居全国前列。其中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67％。 观念突破为其先浙江金华的义乌虽然只是个县级城市，但它的小商品市场在国内外可以说是大名鼎鼎，28大类10万种小商 品应有尽有，年销售额200多亿人民币。当地人豪迈地说：不怕买不到，就怕想不到。3000多外国客商长期呆在义乌。 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强的小商品市场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浙江金华市外宣办的胡则鸣主任谈到早期的义乌时说，1 981年他到义乌一中实习时，义乌城还只有小小的2.8平方公里。而今天的义乌则是城市人口达到43万人，每年还有5 万人新进入城市人口之中，而规划中的30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市场，托起的城市区域与1981年相比，早已不是一个层次的 概念。但义乌人回顾大市场的发展，还是从1981年开始。他们谈到当时的县委书记时，用一种非常尊敬的语气说：是他提 出的“四个允许”为义乌大市场的启动提供了先决条件。这“四个允许”的本义是说：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交流，允许农 民进城，允许自由竞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现实的层面还是理论的层面，它实在都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了解历史 的人都知道，1981年的一个县委书记提出的这“四个允许”，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需要勇气需要前瞻意识的观点。 发展后的义乌人记住了这一点，今天义乌凡有重大庆祝活动，都要邀请这位早已退居家中安养晚年的老人参加。浙江民营企业 率先起步的温州、宁波、义乌等地，最早的起步都是从观念的突破开始，其起点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而近几年浙江其他地区 普遍发展迅速，在一定意义上说也首先基于观念的变化。在杭州，一位长期研究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学者对记者说，浙江地少 人多，资源优势少，而外资的进入首先也不在浙江，所以浙江最早发展的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市场(最早其实是各地都 风行一时的“马路经济”)，是源自传统历史悠久的小商品。这些小市场逐渐发展演变为影响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市场，小商品 升级为颇具规模的大产业，第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社会大众的观念特别是决策层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才能随之而来。持 续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有关材料表明：浙江私营工业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和普通机械等10个传统产业中，这10 个行业的总产值所占比重占总量的72.1%。这个数据表明，浙江民营企业产生和今天存在的基础是各地都有的传统行业。 英雄不问出处。在采访中，不少浙江企业家对于他们的出身并不忌讳，温州不少民营企业家出身于“修鞋匠”，义乌的大老板 起家于“小货担”，永康的老总曾经干过“修剪刀”……他们今天的成功，在很大意义上是他们持续奋斗不断上升的结果。万 向集团的鲁冠球曾经7次创业7次失败，依然初衷不改，继续创业，终于走向成功。这样的例子在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其实并 不少见，比比皆是。与广东的情况不同，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的崛起大多没有外资的因素，没有高科技的介入，而是从百姓生活 不可或缺的小商品开始，依靠自身的努力，逐渐做大做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持续奋斗的坚韧性、对于市场机 遇的敏锐性，给人一种独特的魅力。记者近两年在华南地区采访的时候，也先后碰到几位从浙江到外省创业的企业家。其中一 位来自温州的老板，筹集几个亿的资金，在广西的边关重镇凭祥投资，瞄准逐渐升温的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另一位来自浙江金 华的企业家，在广东北部的韶关，投资过亿。他们离开熟悉的乡土和相依的家人，舍弃都市丰裕的生活，其目的就是不想放弃 他们认定的机遇，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在浙江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极具地方特色的500多处块状经济，是浙江民营企业创 业之路的最好说明。个人的创业产生了企业，一定的企业组成了专业市场，多个专业市场的有机整合构成了块状经济。这里面 既有个人的努力，也是多人团结共谋大业的辉煌。有企业家以一位领导的名言为这种精神注解：“不要桌子底下放风筝，能做 多大就做多大。”这次在浙江采访，记者再一次感受到：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对于企业的成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企业家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其意识的觉醒在一定意义上依赖其不断的自我努力。凸显企业家地位企业是现代经济组织中最基础的要素。从 这个角度看，凸显企业家地位，是“发展经济”中应有之义。而浙江的实践，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 有荣誉，经济上有利益。有消息说，即将参加今年国家换届“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浙江就有民营企业家10多人，也居 全国之冠。记者在浙江金华了解到，当地即将参加“两会”的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为4人，占当地参加“两会”人大代表 总数的一半以上。民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得到较为全面的肯定。民营企业家地位 的上升，一方面源于自身实力的扩展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为全国第一，经济实力的上升自不待言，与此相 对应，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文化意识及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也非常明显。年初，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著名民营企业家 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营企业家参政已经成为媒体热点话题，而徐所提出的“财富即责任”的观点随即受到广泛 关注，“企业家应该享有什么地位和承担什么责任”成为热门话题。2002年中浙江的一项调查表明：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企业家占浙江总数的46.4%，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企业家占58.6%，企业家的文化科学素质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则 是社会评价体系对其给予的相应评价。金华市市长楼阳生的说法反映了浙江地方政府官员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企业家，都应获得平等待遇，有相同的发展机遇。这种平等起初体现在经济政策执行意义上的平等，随后逐渐扩展开来 。“两会”代表的人数比例受到媒体关注，或许正是因为它代表了浙江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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