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出台新政策，所有200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其实是其父母的)意愿，选择“农业户口”或是“非农业户口”。
这是一项动静极大、影响也将极大的政策，已经被专家和舆论抨击了多少年的城-乡和市民-农民二元结构，不是已经在制度层面被打破？而此前已经有媒体报道，今后北京将不再有“农村”，北京的各郊区、县全部统称“京郊”。这两条消息相隔一天发布，预示着北
京的城市功能、人口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等各方面都将有根本的转变，将其影响称为“革命性的”也不为过。
不过媒体在报道“农村”改“郊区”的消息时，称“北京‘农民’正逐渐消失”，似乎并不准确。可以确知的是，随着“农业户口”的消失，被“农业户口”打上身份烙印的“农民”将逐步消失，但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的“农民”，恐怕还将继续存在，即使在北京也是如此。
但把农民从一种身份限制转变为一种职业选择，正是上述政策变化中最值得重视和高兴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饱受诟病的城乡二元结构，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农民的事实上的政策歧视，才是“农民”一词变得格外敏感，农民问题变得特别复杂的真正根源。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被户口和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政策钉死在有限的土地上艰难谋生。改革开放之后，当他们走向城市寻求生活的改变时，又因其“农业户口”带来的身份，而成为在城市生活、工作着的永远的外来者。现在，户口的限制取消，制度上的桎梏已经被打破，“农民”的后代已经可以作为平等的公民，自主地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
不过和昨天社评中提到的一样，任何一项政策的变化，都不仅仅是观念的进步所致。北京市敢于先于其他地区一步，取消城、乡之间的人为区隔和市民与农民之间的身份壁垒，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现代城市，其经济发展已经具有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拉动能力。“农村”改“郊区”，核心的问题不是那些地方叫什么的问题，而是它们能干什么的问题。如果“郊区”不能在城市核心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下，比较迅速地将经济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二、三产业为主，完成城镇化过程，那么它也只能是改称“郊区”的“农村”。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郊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为当地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则他们虽然摆脱了制度的桎梏，却也只能被市场继续束缚在土地上，成为拿着“非农户口”的农民，甚至成为既没地可种，也无业可就的边缘人群。
既然北京市政府有勇气做出上述决定，当然是对北京市，包括郊区在内的经济发展有足够的信心。实际上，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已经在这些问题上，先后有了不同的措施，显示出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型核心城市能够而且已经在起着拉动和示范作用。现在，各城市的政策基本还是立足于解决“自己”的事情，但它们向更大范围区域的辐射作用，一定会逐步显现出来。(本报评论员张天蔚)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