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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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筹备二审

　　2月22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部分原告代表在当年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浙江衢州市举行原告团对日诉讼二审首次工作会议。2002年8月27日，日本

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案作出判决，判决虽然驳回了中国原告关于谢罪并赔偿的诉讼请求，但首次判定日军曾在中国实施过细菌战，并承认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中国原告团立即提出上诉。目前，国内受害者各地的调查取证工作以及对日诉讼的准备工作进一步展开，将整理形成二审的上诉理由书及法律意见书递交东京高等法院，争取早日开庭审理。

　　这次诉讼的原告团团长，是被国内众多媒体评选为“2002年年度人物”的王选。2月22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播出了对王选的专访，披露了她这几年的努力与艰辛。

　　1父亲给我讲起细菌战的悲剧

　　我看到了就不能再背过身去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参与到这件事里来的？

　　王选：我1995年的时候，偶然地看到一则报道，在我们家订的英文报纸，叫做《THEJAPANTIMES》(《日本时报》)上有一条新闻讲道，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召开，有两个日本人报告了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我一看那个报道就很激动，激动得好像脸都红了，就赶紧给那个报社打电话。

　　记者：你与这件事情或者是与崇山村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会让你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受？

　　王选：我父亲就是从崇山村走出来的，然后到上海去读书工作，后来参加革命。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说过，当时日军侵略中国的时候的暴行。他说在崇山村发生的鼠疫……而且我还记得我父亲跟我讲到鼠疫的时候，我父亲心情非常沉重，好像是非常痛苦的、恐怖的记忆。

　　崇山村，中国浙江的一个小村庄。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村子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暴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相继在痛苦中死去。这其中也包括王选的八位亲人。村里人当时并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原因。不久之后，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了崇山村，但是他们并没有给染病的村民看病，却把这里变成了活体解剖的实验场。

　　王选：日本人把农民拖到看不见的地方，野地里，就活体解剖。农民也看到日本军把刚死的人从棺材里把内脏取出来，或者是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

　　我觉得照片上的人是那么年轻，而且健康，他们当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队以后，面临的是什么，我看到了，我想我是不可能再背过身去，去装做不知道的。

　　2有些事情我必须去做

　　因为我是了解日本的人

　　战争结束后，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日本政府也没有对中国受害者作出任何赔偿和道歉。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深入调查，并帮助中国受害者准备起诉日本政府。看到报上的消息后，身在日本的王选和这群日本老兵的后代取得了联系。

　　记者：当初你决定参与到调查当中来，你可能挣不到钱，而且要有付出？

　　王选：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无从选择的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做的，不管挣得到钱，挣不到钱。一个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说不的，你有义务的。

　　记者：为什么？

　　王选：因为我是崇山人的后代，我是惟一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人，了解日本这国家。这个事情当然应该我来做，只有我来做在日本的许多事情。

　　从1996年开始，王选正式参加了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她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崇山村。因为她既精通日语又会说当地的方言，调查团里只有她能和当地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

　　记者：1996年你是翻译，今年你已经变成一个原告团的全权代言人了，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王选：第一次我去崇山，我就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了解很少……所以跟中国农民在沟通的时候很困难。农民很怕，因为农民惟一的联想就是日本鬼子，他怕说错了连累整个村子里的人。他们跟日本方面提出来，说要王选作为全权代表(进行)诉讼。

　　记者：调查最早是从日本人开始做的？

　　王选：对，一开始的时候，日本人都是从日本社会的角度(出发)。这个诉讼应该是一个受害者自己的诉讼，受害者自己直接意志的反映。所以需要受害者作为第一主人公在诉讼中提出自己的主张。

　　随着调查的深入，王选逐渐成为中国各地受害者的共同代表，她也开始了一种没有停歇的生活。为了准备对日诉讼的证据材料，她走访每一个可能的细菌战受害地，寻找当年的受害者。她的到来，让许多被病痛折磨了几十年的老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因。

　　3发言时法官都在流泪

　　连判决一共出庭了27次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第一次走进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就当年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记者：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出庭时候的情景？

　　王选：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三个法官。我发言的时候声泪俱下，眼泪掉得我看那个纸都看不清楚了。两个法官掉眼泪，那个女的就一直掉眼泪。

　　记者：你觉得法官为什么流泪？

　　王选：我觉得打动她的，就是一种共感。这些日本人的努力，使中国人很感动，他们是在改变有关战争所留下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

　　我说有许多的受害者，还没有能够活到开庭这一天就去世了，所以我说这个诉讼也是对这些无数的受害者一个永久的纪念。最后我就讲，我们原告团的全体，为了能够永远纪念这些受害者，我们在这里表示要不懈努力到最后，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

　　记者：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对方的律师是什么反应？

　　王选：我觉得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有时候也很感动的，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往往他们的脸色都是发灰的，没有一点笑容。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糟糕，他们也知道日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法庭上，日本政府仍然否认日军曾在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由于受政治影响，东京法院的案件进展非常缓慢，许多时候王选不得不作为惟一的中国原告代表，一次次面对漫长的法庭审理。

　　记者：一共出庭多少次？

　　王选：连判决的话是27次参加开庭。

　　记者：有多少次是你一个人？

　　王选：27次里头我想将近一半的时间，或者一半稍微以上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还有在旁听席上也没有中国人。

　　记者：27次出庭你怎么坚持？

　　王选：出庭也许是我做这个事情那么多工作里头最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的时候。

　　记者：什么感受？

　　王选：在这个法庭上的日本人，除了给我们作证的两个731部队的日本老兵以外，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坐在底下的，都没有参加过细菌战，没有到中国侵略过，但是他们必须要继承这个罪责。

　　我就觉得好像是下地狱一样，所有在法庭上的，除了我一个人都是日本人，他们知道整个日本民族所面临的一个命运。

　　记者：你发言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

　　王选：日本人真是很仔细地听着，那时候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法庭上很静的，每个人都听得很仔细。他们确实是作为日本人在听，听我们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他们特别想知道，中国人到底对这个问题怎么想，怎么看。

　　记者：但是你一个人出庭孤独吗？

　　王选：嗯，感到孤独，我觉得太冷清了。我当然希望中国人能够把这个法庭都坐满了，这要中国人自己自觉了。留学生一个一个都挺忙的，个性很强。年轻人说，他们不感兴趣，我真听他们说过，我很吃惊。反正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就是不感兴趣。

　　4工作得到了很多普通日本人的理解

　　朝日电视台播放了细菌战的纪录片

　　记者：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日本人同样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周围的日本人对你的看法有改变吗？

　　王选：日本跟中国不一样，比如说这些邻居，你跟你的邻居可以永远不说话，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居，但是我们隔壁有一个邻居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特别兴奋，1997年8月16日朝日电视台放了一个纪录片，叫做《消失在黑暗中的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诉讼，他就说，那天朝日电视台放的这个纪录片里头是不是就是你？我说就是我。他说很好，他很高兴。

　　也有人给朝日电视台发传真，一个高中生说，这个中国女人很了不起，他说我要跟她联系。也有很多人给朝日电视台发传真打电话说，朝日电视台是日本的良心。

　　记者：你在日本社会还没有感觉到敌对的表示？

　　王选：一般老百姓我觉得没有。

　　记者：你现在的生活中除了跟细菌战有关的工作以外，你还有别的工作吗？

　　王选：还有别的工作，比如说在我住的城市一个日本的企业，雇用我做中国商务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要收集一些有关的资料，还要跟中国挂钩单位搞科研交流，每年都要做的。但这个工作量不大。

　　记者：这个是你生活的来源。

　　王选：对，这是我生活的主要来源，而且我们的公司也知道我在打官司。

　　记者：你在日本的老板，你单位的同事怎么看？

　　王选：我们老板对我很客气，我给他看了诉状，我法庭的第一次发言也给他看，我想让这些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样他们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支持者。

　　王选的事业得到了许多普通日本人的理解。在她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下，一些日本老兵终于走出阴影，公开了参加细菌战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让她轻松多少。因为在诉讼之后的几年中，已经有20位年迈的中国受害者离开了人世，她必须和时间赛跑。王选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细菌战调查渐渐成为她的主要生活。

　　5一审不行还有二审三审

　　我会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经过5年的等待，2002年8月27日，王选第27次走上了日本法庭，在这一天，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索赔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中国确实实施了细菌战，并且认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道德，也给中国带来了伤害，但是，对于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法官却依据日本战前宪法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不予支持，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

　　记者：当时听到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王选：法官宣读判决的时候，口气比较客气，他好像是想解释，他没有开始讲我就知道情况不妙了。但是我们提出这些东西，实际上从2002年8月27日的判决结果来看，应该说是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个人对判决结果会比较积极地去肯定。

　　记者：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王选：我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但是我不愿意去指责法官个人，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问题。现在等于说法官这个判决其实是一个矛盾的。既认定了战争的事实，也认定了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日本政府是有国家责任的，又不赔，等于说把这个矛盾体放到了中国和日本之间。

　　记者：这时候与第一次(开庭)相比的话，被告的反应是什么？

　　王选：被告的脸色非常难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看)，因为你想法院要认定日本政府就是说，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了，这对日本来说，可能是到现在为止外交上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一个很大问题，日本最终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是怎么解决。

　　记者：一审判决以后马上上诉了，二审的结果会怎么样，你有估计吗？

　　王选：二审的结果我想如果说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成熟，能够形成，能够跟上去的话，还是应该胜诉的。

　　记者：但是也有可能二审败诉，如果败诉怎么办？

　　王选：完全有可能，二审后面还有第三审……三审败诉的话，在日本诉讼上就结束了，从法律上来讲。

　　记者：如果到三审的时候，也就是终审的时候，还没有出现您所希望的结果，您还有别的法律上的计划吗？

　　王选：中国还有很多受害者，没有在日本法庭起诉的，他们也可以起诉，或者在我们的诉讼过程中有机会去起诉，或者到国际社会去呼吁。因为日本法庭并不是惟一一条可以谋求正义的途径。

　　6大量的工作需要人做

　　希望整个社会都来支持

　　记者：现在你诉讼取胜的难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你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王选：大量的事实调查证据要搜集，要保留，而且要通过法律的程序，要这些事实的证据，比如口述历史，要让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应，比如说进行公证，要律师去取证。

　　记者：这很难吗？

　　王选：有些地方能够公证，绝大部分的地区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公证。在中国有些地方开展了一部分。还有就是向国际社会呼吁，你要组织，首先要把每个受害者，比如你要联络一千个受害者，中国一万个也有，十万个也有，这些材料怎么整出来，这些大量的工作都得去做，都得要有人做。

　　记者：这个事情你能完成吗？

　　王选：我一个人完成不了，我最近去了山东调查……我有这个经验，我也喜欢调查，但是最主要的我去还是推动，我去了以后，很多人会跟我一起去，媒体会报道，所以地方上会形成一种气候，所以我上次去了山东，已经有几个志愿者冒出来了，还有律师。

　　专门研究日军细菌战历史的美国作家谢尔顿·哈里斯曾经说过：如果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现在，王选的名字和她的生活一样，已经和细菌战对日索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记者：很多人要给你提供帮助，要给你出主意，但是很多时候被你拒绝？

　　王选：现在有很多人给我发电子邮件说来帮助我，我觉得不是帮助了，应该是许多中国人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他自己的责任，社会责任和义务之所在，大家都应该做，不是帮助我。我个人没有权力让大家来帮助我，而是细菌战这个诉讼，应该整个社会来关心，来支持，来做。

　　记者：你一直会做下去？

　　王选：我一直会做下去。如果日军的细菌战的战争犯罪不受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远的耻辱。首先中国人应该做，中国人如果不做的话，会给我们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耻辱。

　　-供稿／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编导/贺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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