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印田的权力有多大？他所经办的案件绝大部分是死刑二审和死刑复核案件，可谓手握“生杀予夺”之权。

　　陈印田的责任有多大？有人曾写诗赞扬他：让头上的国徽纤尘不染，让肩上的天平毫厘不偏。

　　陈印田是怎样一个人？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正气，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有着朴素的亲情。

　　这就是记者眼中的全国模范法官、省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员陈印田。连日来的采访中，记者与这位50多次立功受奖的法官谈了许多，从权力到责任，从法律到亲情，言谈话语之间，陈印田心中所流露的始终是这样三笔账：

　　权力就是责任：自己百分之一的差错，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严重后果

　　陈印田常打这样一个比方：企业生产可以允许有一定的次品率，但审理死刑案件却容不得半点差错，因为一次错判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人命关天，法重如山，陈印田深感责任重大。从当法官那天起，他就暗暗下定决心，自己所经办的每一起案子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98年，某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被告人史某死刑，史某不服，上诉到省高级法院。陈印田在主审此案过程中，认真查阅一审法院的案卷，发现足迹作为定案的一个关键性证据，卷中却没有有关鉴定书来加以证实。带着疑问，他两次提审史某，史某始终口称“冤枉”。为查个水落石出，陈印田专门到公安机关找到现场勘查的刑侦人员，查阅了当时的记录，证实现场足迹不是史某留下的。综合上述情况，陈印田判断此案极有可能是一起错案，于是提出发回重审意见。此案发回重审后，公安部门对此案所涉及的有关物证进行了认真鉴定，认定史某并非杀人凶手。不久，真正的凶手金绍文被公安机关抓获，一起错案得以避免。

　　准确量刑，是公正司法的一个重要前提。2001年，被告人张国彬因犯暴动越狱罪被某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印田受理此案后，经过阅卷和提审被告人，了解到张国彬在河南省项城市被抓获后，曾协助公安人员抓获几名同案犯和其他案犯，属重大立功行为。而该市中级法院对张国彬的立功行为不予认定。如果张国彬立功属实，依法应酌情减刑。为查清张国彬的立功行为是否属实，陈印田和两名办案人员驱车赶到项城，经深入调查证实了张国彬的重大立功表现。最后，被告人张国彬被依法改判为死缓。

　　不能冤枉一个无辜的人，也不能放纵一个犯罪分子，这是陈印田心中装着的“公正”的尺度。某中级法院审理窦某等抢劫案，窦某系本案主犯，该中级法院以窦某曾揭发他人犯罪，有立功表现为由，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窦的同案犯则举报称窦是假立功。而案卷中除公安机关一份关于窦揭发他人犯罪的简单证明材料外，再无其他材料佐证。陈印田专程赶往案发地进行调查核实，终于得出结论：窦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不实。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改判窦死刑，立即执行，罪大恶极的窦某最终伏法。

　　正是靠着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十几年来，陈印田发现并纠正了多起错判案件，所办千余起案件无一错案。

　　权力就是约束：多一分私利，就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百倍千倍的损失

　　“官司进了门，两头都找人。”受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法官始终处在各种利益、关系的“风暴眼”上。面对这种现实，陈印田坚信：自己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容不得半点私利。

　　在办理案件中，时常有方方面面的“关系”来找他“通融”，其中不乏自己的亲朋好友。1992年，陈印田负责审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刘某被某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一位老战友受被告人亲属之托携带礼品找到陈印田，请求改判，给刘某留下性命。被回绝后，老战友又采用“迂回战术”，几次前去恳求陈印田的父亲帮助说情。父亲推托不掉，便对陈印田说：“别维持原判，爹求你了。”陈印田回答道：“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没有问题，依法必须判处死刑。”父亲说：“怎么爹说话也不算数？”陈印田说：“家中事爹说了算，案子的事，不仅爹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只有法律说了算。”最终，父亲还是被说服了。

　　一次，陈印田为审理一起杀人案到某地取证。当地一名领导找到他，许诺假如能给被告人“留条命”，就送他一辆小轿车。在被他婉言拒绝后，对方又多次提出“可以不惜任何代价”。最终他还是经过认真调查，维持了对被告人的死刑判决。去年，陈印田审理一起抢劫案，被告人的亲属特意从外地赶来塞给他一些“材料”。陈印田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一沓钞票。他马上退还，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样做就错了，我们法官办案并不像社会上流传的那样花钱可以买命。”最终，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金钱拉拢、棍棒威胁、美色诱惑，这样的经历到底有多少，陈印田记不清了。但是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拍着胸膛说：办案近千件，自己没有吃过当事人一顿饭，没有收过当事人一分钱。在情与法的天平上，法律和正义始终是他心中最重的砝码。

　　面对种种诱惑，陈印田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六亲不认，而了解他的人又都知道他的另一面。每当遇到年龄较大的来访者，他总是走上前去亲自搀扶着走进接待室；遇上经济困难的来访者，他经常搭上路费。他在月工资仅有300元时，曾一次向“希望工程”捐款1000元。2000年，他办理一起奸淫幼女案时，发现受害人父母是智残人，受害人因家庭生活困难一直无法医治受害留下的创伤，便当场将自己携带的所有钱拿了出来……

　　“人都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必须出自对党、对人民、对法律的忠诚。”陈印田一直这样说。

　　权力就是奉献：13年干了55年的活，为人民服务再苦再累也心甘

　　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为加快办案速度，陈印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很少休节假日，每天早来晚走，经常加班到深夜。他在办案中，常常一天奔波好几个县市，行程数百公里。

　　去年，陈印田受理了一起罕见的入室抢劫大案，以刘志敏为首的11人犯罪团伙，在3年之内共入室抢劫作案131起。为迅速审结此案，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分子，陈印田从农历大年初三起就吃住在办公室，埋头翻阅厚厚的卷宗，光审理报告就写了8万多字。春节长假结束后，陈印田很快将案件审结，依法核准了8名被告人的死刑。

　　1996年，他在唐山提审犯人，由于天气炎热，加上过度劳累，天黑又去几十公里外调查，在汽车上便虚脱昏迷过去，被随行的同志送到当地公安机关吃药休息后，深夜返回唐山。大家劝他休息，而他只是去医院拿了点药，就坚持把手头的几件案件全部审结。就在这年的“严打”会战中，他吃住在办公室，连续加班审理几件大案，累得吐了几次血，妻子知道后又心疼又生气：“你心里就只有工作，根本没有自己。”

　　忘我的工作态度，使陈印田在同事中有了“拼命三郎”的称号。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他患上严重的内外痔和肛瘘，坐久了疼得站不起来，有时疼得连路都走不了。妻子做了两个厚棉垫，让他放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以便坐着时减轻些疼痛。从1990年到1997年，陈印田的双手长满了鸡眼和刺猴，写字稍一用劲儿就疼得钻心，有时写审理报告时间久了，血都流了出来，但他还是咬着牙硬挺下去。

　　从1988年至2002年，陈印田的结案数量每年都在省高级法院刑事庭居第一位，平均年结案59.6件，按照本院岗位目标责任制量化标准，他13年完成了55年的工作量。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拼命，他笑笑说：“人的生命有限，加快工作效率等于把我的生命延长了……”

　　陈印田也有自己的家庭，在亲人面前，他时常有一种内疚感，因为自己欠亲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然而令他欣慰的是，亲人给他的不仅仅是关怀和体贴，还有理解和支持，这又成为他莫大的动力。记得有一次，他冒雨到外地办案，临行时告诉妻子当天一定回来。可忙完后，由于错过了公交车，他赶回时已是深夜12时。快到家时，他发现妻子独自站在路灯下等候他，他的双眼顿时湿润了…… 本报记者 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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