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日记篇Ⅱ

　　【为官长治】

　　我只是移山的愚公中的一员，或许我担走了一担土、铲走了几块石头，但是大山不是

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搬走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搬走的。

　　记：此前有报道说，你在长治进行的是一个人试图移动一座大山的改革，结局很难预料，很可能你会被压得粉碎。你觉得现在到了说结果的时候了吗？

　　吕：我是党派到长治和班子里的同志们一齐来改变长治面貌的。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但一把手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三年后，长治前进了，好多问题解决了，好多问题还没解决，还有好多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有待于后边的同志们去解决。你也看到了，我肯定是没有粉身碎骨，这不是好好的吗？党和人民都肯定了我。我做事都是按共产党的要求、按人民的愿望去办的，怎么会被粉碎？

　　记：你没有被压垮，但是大山被移动了吗？

　　吕：从改革的角度，如果说“山”，就是全党全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正在齐心协力移动旧体制这座大山。这项伟大的工程，被邓小平称为第二次革命，肯定天天都在前进。但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任务。

　　记：官场的潜规则呢？官僚主义呢？长治还有没有？

　　吕：长治肯定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有的地方还很严重。我们天天创造环境，可现在我离开长治时的环境还很不尽如人意。我只是移山的愚公中的一员，或许我担走了一担土、铲走了几块石头，但是大山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搬走的，也不是一年两年能搬走的。

　　记：你为此而遗憾？

　　吕：我遗憾的是我为长治人民做得还不多。我认为不能把一个人的作用、或者某一个阶段的一群人的作用看得太大了。

　　一次在棒槌岛上看海潮，潮水涌上来，看起来那个力量似乎能改变一切，但是退下去以后呢，什么变了？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你能说什么都没变就不要海潮了吗？正是千百年来海潮一浪一浪地推动，海岸线变了，石头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必须是千百次地、成千上万次地冲击、不断地冲击，那我就愿意作为一个浪头，宁可碰得粉身碎骨，我就这么冲它一下子。你要是说这样没有用，就坐在这儿休息了，这就不对。

　　官场潜规则你拿到桌面上来都不对，但违背了这个规则，你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

　　记：你曾经说在长治“一度非常危险”，我想知道你所说的危险是什么？

　　吕：在我来长治一年以后吧，一次党内的干部考察，要选定新的班子，这就是个机会了。在那之前已经有矛盾了，有矛盾就肯定有是非，有人说你是，有人说你非。如果相信你说你是的人多，那你就是正确的；反之，如果说你非的人多，那你就不正确了。

　　记：你的意思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利用这个机会？

　　吕：可以这样说吧。既然你有特殊的做法，那就有一些人暂时理解不了。你要倾向于给基层百姓多办事，就可能得罪领导那个层面的群众，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跑基层多了，跑上层肯定就少；在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把利益倾向给老百姓了，那上边的个别人可能就照顾不到。得罪了人，你个人的利益就会受损失。现在为什么叫“官场潜规则”？就是说这些规则拿到桌面上来都不对，但违背了这个规则，你就会受到这个规则的惩罚。这就是我所说的危险吧。

　　记：当年你在朔州下台，可不可以理解为受到了潜规则的惩罚？

　　吕：是这样。有些地方我一下子也找不到很具体的原因，但肯定有一条：触及到了个别人的利益！如果前两年不是中共山西省委英明，如果不是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们明察秋毫，我在长治的结局可能又和朔州一样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是有这种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我做事，必须按党的指示给老百姓做事。这个原则我要是把不住，那我讲究方法就没用了。

　　记：你是否考虑过在长治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去处理？比如在适当的情况下妥协，而妥协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你在长治继续执行改革？

　　吕：我天天都在权衡这件事，因为每天都要碰到这种事。有时我也很讲究方法，但是当方法解决不了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时，我就不讲究方法了。因为团结是为了战斗，妥协是为了做事。既能坚持你的立场和观点，又能让对方满意，这种方法何乐而不为呢？

　　记：但你的妥协不是无条件和无原则的。

　　吕：当然不能无原则。如果都妥协了，那我自己风平浪静，但人民群众就会风吹浪打。

　　记：但是适度的妥协可以让你在长治继续为百姓谋利益啊。

　　吕：你说得对，但是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做事，必须按党的指示给老百姓做事。这个原则我要是把不住了，那我讲究方法就没用了。有的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立场、观点来讲究方法，换句话说，就是要牺牲人民的利益，换取自己非常和谐的工作环境。这样还有什么矛盾啊？没有啦。中国官场必须解决这一个很大的问题，领导干部都要成为对党负责和对民负责的结合点。只在这个点上研究办法这才叫成熟，我们不可能把学会了官场上的滑头称之为政治上的成熟。

　　记：你在长治一年以后你认为是最危险的时候，担心吗？

　　吕：我都做好准备了，不行就走人吧。

　　记：市委书记的职位是你实现政治抱负和理论积累的平台，如果平台被撤走了，你就没有机会实现你的抱负了啊！

　　吕：到那个时候，原则和原则的冲击，利益和利益的对立，观点和观点的交火，我什么都不顾了。最后我的一招就是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我们说的敢吃亏)去换取真理的闪光和干部队伍精神的觉醒。

　　当组织上不理解，当自己有很多话但什么话都说不清的时候，我也流过眼泪，但是我不叫别人看见。

　　记：吕书记，在这样一种长久的对抗当中，你有没有流过泪？

　　吕：这些事情我不想说了，人都是有感情的，到了委屈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委屈到极限，就会流泪。一位养生保健医生说：正常人的眼泪是咸的，糖尿病人的眼泪是甜的，悲伤的眼泪是苦的。我却尝过自己的眼泪———是酸的————可能受了委屈的眼泪就是这种味道。

　　记：流过，是吗？

　　吕：不要说这些东西了，都过去了。这些事情一生当中遇到的太多。我自己也是普通人，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当你受了欺负的时候，当遇到的问题连你自己都认识不了的时候……当然也会流泪。这种事情遇到的相当多了，不是一回两回……(相当长的沉默)

　　记：没来长治的时候，我是从关于你的报道中了解你。那时我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吕日周是一条硬汉！(吕日周的眼角有泪涌出)但硬汉也不是铁打的啊，硬汉也需要一个机会来倾泻心底的苦闷……

　　吕：那肯定是，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像我进入领导岗位以后，一直碰到的是两种情况，人民群众是不断地支持，在官场上却不断地受委屈。当组织上不理解的时候，当你自己有很多话但什么话都说不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也流过泪，但是我不叫别人看见……嘿，你问得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吕日周的眼旬再次泪光闪烁)。

　　记：最委屈是什么时候？朔州被免职的时候？

　　吕：不是，是后来我找到几位省里的领导都哄我。最后是一个老领导拿出笔记本来，给我讲他们在常委会怎么决定处理我、评价我的时候，我流泪了。那个时候我很难受，那是以组织的名义啊！当时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

　　记：你感到绝望吗？

　　吕：当时就是不该出现的事情出现了，被误解、受委屈，我不相信，所以难受。组织上不理解、不了解我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

　　【工作硬伤】

　　我承认我有两条缺点……我有时确实很急，但我觉得中国不着急的人太多了，你不急办不成事。

　　记：应该说，你的弱点也很明显，或者说工作方法上的缺陷吧。

　　吕：从原平我当地委委员开始，大家提的意见大体上就是两条，一个是急躁，一条是批评人很严厉，不讲究方法。　记：这两条意见是你自己能够接受的？

　　吕：首先，我承认，我有两条缺点，当然还有别的缺点。我有时候确实很着急，但我觉得中国不着急的人是太多了，你不急办不成事，所以我常急；我批评人不讲究方法的时候很多吧，你看现在该批评的问题、该批评的对象有多少？别人又都不去批评……

　　记：你曾经也说，如果你能克服急躁的弱点，有些事情可以办得更好些。

　　吕：对。总的来讲，我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确实有急躁的地方，但要纠正这些东西也很难，性格决定。不好的事情我看见了，我就看不惯；今天晚上能办的事非要拖到明天后天，我就非要逼着他今天晚上把事情办了。事情是办得快了，但惹起的麻烦使我在政治上进步慢了！有些事办不成了，我就叫欲速则达此不达彼。

　　记：当你面对一个问题时，如果你产生急躁情绪，你自己知不知道？

　　吕：这都是回过头来看了。我急躁，但也是把事情全都办了，不是说哪个事情没有办，办砸了的也没有或者极少。十年拆不了的一栋危房，我三天就拆了。这个我认为说是优点就是优点，但你要坐在这儿讨论非说我这是缺点，那也可以呀：吕日周不想看到什么地方就得马上拆掉，这不是个人意志吗？

　　我认为目前领导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普遍比较弱、普遍不责任、普遍是一把手不敢冲锋陷阵。

　　记：你是否承认你有强权意识？

　　吕：中国人的名词太多，比如，发挥一把手的带头作用，加强党的领导，强权政治……作为一把手，我认为要加强领导，发挥一把手的作用。一把手强整个领导班子都会强，一把手软整个领导班子都会软。但如果说到强权政治，这就是贬义词，我不大赞成。我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领导班子的战斗堡垒作用普遍是比较弱、普遍是不负责任、普遍是一把手不敢冲锋陷阵，不敢在民主的基础上果断地去决定一些事情。问题在这儿。

　　【关于争议】

　　不想带头的领导不少，他们不愿承认别人的带头行动，就会给吃苦的人戴上一顶做秀的帽子。

　　记：有媒体说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而你本人对这样一个评价非常不满，为什么？

　　吕：只要是人，都可以给他扣上这样的一顶帽子。不就是扣帽子吗？有不同的提法，组织上不去分清是非，不去做结论，那当然成了有争议的人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还可以摘帽子，但你听说过什么时候给一个人摘掉“有争议”的帽子吗？

　　记：你骑自行车下乡，寒冬住在农户家里，有人说你是在做秀、是在谋求政治资本。

　　吕：为啥一做事情就被说是做秀呢？第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这种假的东西太多了，在官场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类事情也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真的东西出来，他也认为你是假的。这不光是对我，我看就是换另外一个人这样做也会这样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想带头的领导不少，他们不愿承认别人的带头行动，就会给吃苦的人戴上一顶做秀的帽子。

　　记：原来还有人说你下到600米深的矿井中是做秀呢，我估计这一条，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说了。

　　吕：做秀没有这样做的，差点把这条命扔进矿井。那矿井高二尺多一点，要爬着进去，县里的领导跟着我腿直抖，后来往上走的时候，最后一段是工人们把我愣从井下拖上来的……

　　记：中国的改革，往回看都是循序渐进完成的，但是你却显得有些急躁。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东西应该从观念上、从思想上一点一点去转变？

　　吕：对，应该是一点一点去解决。但是到了战场，进入了指挥所，有些东西就顾不得了。理论上讲的东西具体打起仗来、具体事情办起来……说句老实话，顾不得了。我觉得在现在社会上问题成堆的这种情况下，还就得需要一点魄力，你不上阵我就逼着你上去。中国改革是快了？还是慢了？中国有很多事能不能办得更快些？

　　记：你觉你的思想是否过于超前？

　　吕：有些问题我自己认为是比较靠前的，起码在长治这个地方来讲是的。

　　【舆论监督】

　　长治市每天应当批评监督的事情都会有上万件左右，而长治日报长期以来的倾向性是连一件都不敢批评。

　　记：在长治对新闻监督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媒体每月不得少于20件(条)批评报道。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量化的标准？你不觉得这好像是家长在逼着淘气的孩子做功课一样吗？

　　吕：什么工作都应当有一个定量的标准。我是这样想的，长治市每天应当批评监督的事情都会有上万件左右，而《长治日报》长期以来的倾向性是连一件都不敢批评，不敢监督。那么，用一般化的号召能纠正这种倾向吗？所以，我们用了量化的标准，就是要求每月要有2／3的时间有监督的稿件。你向市民调查一下，这种要求是封建家长呢，还是改革市长呢？

　　为什么说20件呢？没有一个量的要求，他们很可能一个月应付个两三次，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他们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一个月起码有2／3的时间要有批评报道，慢慢就会发生变化了。

　　记：《长治日报》把你当作批评报道的大后台，他们在舆论监督方面现在可以说是扬名全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你们是互利互惠的。

　　吕：那当然是互补的。问题公开了以后，就不能再遮遮掩掩的了，不能再讲情面了。后路堵死了，你就是想走后门，也要向舆论和社会有所交待啊。

　　记：这应该是你施政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吕：是很重要的手段。而且你刚才说的量化问题，十六大以后，奔小康的工作都已经量化了。长治市除了新闻监督，好多工作同样是量化的。比如我说干部深入基层一年中必须有一天，什么都可以坐，就是不能坐小轿车。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逼着大家去当普通人，我不能让大家不坐小轿车，但我让你一天不坐可以吧？这样就是搞形式主义你也得给我搞一天吧？你要是不这么要求，连这一天都没有，是不是就不形式主义了？

　　记：如何做，孰对孰错，你心里肯定有一把尺。那你是不是对那些不符合自己标准的人和行为，就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去强行纠正？

　　吕：其实我们现在定下的东西，都是经过了组织讨论的，好多都是上了人代会、党代会、常委会的。我讲的，只能代表我自己，你可做可不做。但是一旦变成了组织通过了的，你就必须无条件地做。媒体把长治市的改革和发展经常以我个人的名义进行宣传，这也是一种误导。长治的各项工作都是集体研究、集体决策、集体推动的。没有了这一条，很多事情讲不清楚。

　　人的作用不要被人治这样一个贬义词否定，要没有了人的作用，没有了领导的带头作用，那还有什么能起作用？

　　记：舆论监督需要权力和法律的双重推动，这是长治日报总编辑弓德旺所说。这里的权力是不是又和刚才提的人治联系起来了？

　　吕：我说了，人治实际上应该是加强党的领导，从这一点看，在法制的发展过程中就必须加强领导。这是很正面的东西。而且，人的作用不要被人治这样一个贬义词否定，我觉得现在要没有了人的作用，没有了领导的带头作用，那还有什么能起作用？但是人的作用决不能代替法的作用，有了法，也得有人去执行。人要是不认真执法，还会违法。这一条很重要。

　　记：其实我的意思也是这样，人治如果从正面理解，这是一个积极的词。

　　吕：治好治坏都是人治。报社原来不搞舆论监督，是本身水平不行呢还是原来受了人治的影响呢？如果是受了人治的影响，那么这是停滞的人治和倒退的人治。而我的人治是前进中的人治，你说有道理没道理？

　　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新闻监督的立法工作没有跟上。当然，这个事情长治说了不算。

　　吕：以前我有过好多做法都是逐渐从人治到法治。比如说搞国防教育，在原平县开始搞的时候就是人治啊，后来中共原平县委向省人大建议，说应该立国防教育法，最后立了，全中国第一部国防教育法是山西省人大立的，是我吕日周提出来的。现在的地方新闻监督，我们长治市起步在先，省人大的意见是等一等，也对。后来安徽出台了，我们就落后了，报纸就说了：吕日周这里是人治，别的地方才是法治。你说我有啥办法？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报社搞舆论监督，说到底就是监督我。群众给我本人提的上百条意见都上了报。

　　记：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是：长治媒体的监督权限有多大？

　　吕：什么都可以监督，从市委书记到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监督。

　　记：这是正式的说法，从你到下面各级干部都要接受监督，但是3年来的舆论监督没有一篇是以你为批评对象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吕：直接的没有，但是间接的很多。批评市委和其他的东西，其实里面都有我的责任，长治的任何问题我都是要承担一把手的责任的，报社搞舆论监督，说到底就是监督我。群众给我本人提的上百条意见都上了报。

　　记：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吕日周是在利用媒体大造新闻舆论，以此来树立自己铁腕书记的形象。

　　吕：当年来长治的时候，我就向省委承诺过：把长治的事情做好，我做的事情不希望宣传。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我吃过这个亏————宣传对当官是没有一点好处。企图通过宣传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会适得其反。我50多岁了还能连这个都不懂吗？宣传对工作也没有多大促进，你宣传了，有人就说这说那，你要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应付，而且还带来很多矛盾，所以我在前两年的时间里把舆论控制得很死。

　　记：那么媒体大张旗鼓地对长治和你进行报道，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吕：因为长治的做法是一种创新的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能就是去年的八九月份，上级领导还有中纪委的同志都来调查研究，最后都给予了肯定。这引起了全国新闻媒体的关注，才宣传出来了，而这个就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记：如果说你操纵长治的媒体，我也许会信。但要是说你调动全国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造势，这说法就太离谱了。

　　吕：我没有能力来控制。社会上认为吕日周很会宣传，好像是我组织的这一场宣传，不是的，但你不能不叫人宣传啊。而且我认为宣传对我自己也很有启示，有些观点、看法也非常好，对我的工作和进步很有启示。记者和编辑的艰苦劳动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我又害怕有人说我有争议啊，工作目的不纯啊，我很害怕这个，这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记：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

　　吕：所以我写了这本书————《长治，长治》，要是没有这些宣传我不会写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要把话说清楚说明白，好多人写我，我连见都没有见过面，我也对不起这些记者同志。

　　【告别长治】　我这种搞法，一般是不利于提拔的。好多人都认为我是个特例，我倒觉得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例子。

　　记：这段时间一直和你在一起，有的时候感觉你有一点失落。

　　吕：确实是，和这个地方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好多事情都想自己亲自去做，好多事情没有完成。这两天还好，思想上转过来了。　

　　记：在长治的时候，你想过自己下一步的去向问题吗？

　　吕：没有，就是顺其自然。虽然我到了基层工作，但是也可能干得半途而废，中间就被调走；也可能到时候年纪大了退下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现在这样提拔我当省级干部，但这个几率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我这种搞法，一般是不利于提拔的，我自己也很清楚。我可以把生产力、经济工作都搞上去，但是人际关系一般就不会搞得那么融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少啊。所以我什么想法都没有，就是想千方百计地把事做好，自己有什么结果，就是考虑到了，也不知道能否实现。

　　记：是啊，我有时候觉得你挺幸运的。

　　吕：我也觉得我很幸运，和其他的改革者比，好多人越不过的坎儿我越过去了。我肯定愿意进步，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干事情，但是牺牲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我不愿意。我前进的路上就肯定充满了风险、危机和艰难，但是既然选择了替老百姓负责、替党负责，我就不会改变。那天你问我想当多大的官，我当然是想不断地进步。但我走的路是一条上坡路，是逆水行舟。我不会走下坡路，也不会绕道走，选择了上坡路，我的进步就非常艰难。说做多大的官呀，真是想不到。像这次，好多人都认为我是个特例，我倒觉得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例子。

　　长治的明天，一任会比一任搞得更好。我走了，另一个书记另一种方法，同样能把长治搞得更好。

　　记：在长治你改变了好多东西，政治上的、社会上的，还包括新闻监督，你离开以后会怎样？这些改革成果能够在长治延续下去吗？

　　吕：体制改革也是一个过程，它不能靠哪一个人或者是哪一代人来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身体力行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然后再为下一个时期提供一些经验、教训、依据。政策也好、文件也好，都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我觉得我在长治这3年来，实践研究的许多问题，肯定会对长治的未来或者更大范围的地区的未来起到借鉴作用。长治的明天，一任会比一任搞得更好，从社会发展趋势来讲一定是这样。下一任要肯定前一任好的东西，也会改正一些不正确的东西……

　　记：长治2003年调产工作会议刚刚开完，反响非常好。

　　吕：这个会如果我来安排，要开上两天，但是新书记张兵生要求每个县委书记讲3分钟，半天就开完了。我很佩服他这种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力度。从这个会上看，长治大有希望，不是像有些报道说我走了官僚主义就会抬头，连市委的灯都黑了。我走了，另一个书记另一种方法，同样能把长治搞得更好。即使某些工作比较曲折，但这也是合乎历史前进的发展规律的，我们不能要求长治的工作是平坦、笔直、直线上升的道路！

　　-采访日记(二)

　　军大衣赠穷老汉

　　时间：2003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一)上午

　　地点：西沟农民家里

　　已经进行了工作交接的吕日周和长治新任市委书记张兵生一同来到全国闻名的西沟，给全国人大一至九届代表申纪兰和西沟的农民拜年。

　　中午时分，饺子端上来了，吕日周一直资助的贫困学生桑艳丽也和父亲赶到了。吕日周从兜里掏出1000块钱交给桑艳丽：“这钱是你今年的学费，我虽然不当长治的书记了，但你上学的事情我是要管到底的。”

　　桑艳丽含着眼泪把钱接过去，吕日周又脱下了身上的军大衣递给了桑老汉：“我调到省里，一时半会这件军大衣用不着了，我把它送给你，你穿上。”

　　桑老汉有点没反应过来，吕日周就把军大衣披到了他的身上。推搡了半天，吕日周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悄悄说：“吕书记，天很冷，您身上就剩这一件西装，恐怕……”

　　吕日周有点恼火：“这件大衣已经送出去了！我说话还有不算数的吗？”

　　骑车探望临时工

　　时间：2003年2月16日中午

　　地点：工人桑彩萍家

　　骑自行车下乡，是吕日周了解民情的一种工作方法。长治一共13个县，只有梨城县吕日周还没有骑车去过。他原打算在春节前骑自行车到那里看一看，但交接工作来得突然，梨城之行也告夭折。吕日周邀请我陪他骑自行车去看望桑彩萍。

　　桑彩萍家在长治的另一端，骑了20分钟车，我就累得不得了，但吕日周还是精神抖擞。这是很奇妙的经历，和一个市委书记骑着自行车在喧闹的大街上。

　　一路上，有路人不经意地望过来，马上就睁大了眼睛，用手捅捅身边的同伴：“吕书记！”

　　桑彩萍是长治轴承厂的临时工，当年一家三口没地方住，就租了一间还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

　　吕日周和桑彩萍认识的经历很有意思：去年他到长轴去参加劳动，正好是给桑彩萍当“徒弟”，两个人就聊了起来。闲聊中，吕日周得知了桑彩萍的家庭情况，当时就约好到桑彩萍家中吃顿饭。

　　那天的情景，吕日周说他怎么也忘不掉。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台小电视放在暖气上。一下雨屋子就潮得不行，地上铺满了沙子防潮。吃饭的时候，桑彩萍包了肉馅饺子，小孩子在一边直舔嘴唇，一问，桑家一个月才能吃两三次肉……

　　没多久，桑彩萍就搬入了新家，50多个平方米，宽敞透亮。

　　见到桑彩萍，吕日周对她说：“我要走了，我家里有一套沙发，是我自己买的，你看看，要是不嫌弃，我就把它送给你。”

　　工人一早等在门口

　　时间：2月17日晨

　　地点：长治防暴电机厂　

　　工人们知道吕日周要来，早早地就等在了大门口。

　　这个厂吕日周来过好多次。第一次来，厂里只有几个人在干活，一了解知道，没有好的领导班子，又欠了十几个月的工资，工人们认为没盼头，都不来干活了。

　　吕日周问，你们说怎么样工厂才能好？工人们说，我们要选好厂长。

　　2000年7月，长治市大型国企第一个通过民选上台的厂长在防暴电机厂诞生。

　　第二次吕日周是一个人来的，上班的时间快到了，来上班的工人还是稀稀拉拉的。吕日周站在大门口，告诉门卫8点整准时关大门。这下，50多个工人被关在了外面。

　　吕日周说，工人同志们，发不了工资你们找我，但你们不上班我就要找你们了吧？

　　他第三次来是两个月以后，8点整大门又关上了，没有一个工人被关在门外。

　　在工厂的大中型车间，记者同立车工柳家富聊了起来，柳家富现在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钱，而厂里的工人每个月收入最高的能达到1800多元。

　　这个工资水平是什么水准？市委的一位处级干部告诉我，他的工资是每月9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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