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城市建设，更新着自身观念，带动着家乡发展，但同时也经历着诸多的不公平：拖欠工资、设置门槛、种种不平等待遇……谁能体味出民工遭遇的艰辛和苦涩？谁来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

　　社会———消除歧视

　　让民工享受到应有的市民待遇，首先要消除歧视。有关人士指出，目前造成民工权益受损的首要原因是由现行制度及其政策带来的歧视。

　　来自金寨县的王家伟是上海浦东区一栋现代化大厦的保安。每天，他与同为保安的几十名当地人一样，坚守岗位，尽心尽责。仅仅因为他不是上海户口，他就不能享受同样的工资和待遇，更别说医疗和养老等其它社会福利了。与王家伟不同的是，来自庐江县的陈建平在上海普陀区的一个菜场卖菜，每天起早贪黑，人很辛苦，生活也很单调，“但是就是这样，我们也无法在上海扎下根来。因为女儿要上学了，在上海，别说养活她，单就一笔入学的费用我也缴不起。”

　　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传统户籍制度把户口与社会保障、医疗制度、子女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地位直接挂钩，使户口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因为没有一纸城市户口证明，绝大多数农民不能被纳入社会保障之列，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而且在住房、医疗、教育、劳动就业、养老等方面，还要承担城里人不需要付出的高额费用。

　　由户籍性质不同带来的不平等意识还体现在，“农民身份”似乎还成了进城务工人员身上的污点。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管理目录，限制农民工从事某些行业，把脏、苦、险、毒工种留给农民工。具体到企业层面上，则存在着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而且没有相应的保障和福利措施。2001年，上海市政府就出台文件规定，要有选择地使用外地民工，并且对外来务工者从事的五大类23个工种进行限制，不允许外地人员从事保洁、保绿、保安、驾驶员、会计、营业员、电脑等工种的工作。北京市劳动局从1996年起每年都发出通告，公布限制外来人员就业的行业和工种，1996年限制的行业和工种是15个，到2000年时猛增到103个。

　　“城市是城里人的，再怎么干，我们还是农民。”由于现行体制的限制和阻碍，大批民工在城市里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他们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少的工钱，享受最低的待遇。最终，民工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

　　其实，民工们要求并不高。他们进城的初衷就是打工挣钱，只是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才走向城市。他们虽然没有城市户口，同样是城市的一分子，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虽然没有白皙的肌肤、笔挺的衣着，却与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液，呼吸同一片空气。我们的社会不该对他们存有歧视，他们有权利公平合理地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一切。

　　自我———提升素质

　　要说体制上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那么，民工自身综合素质偏低，则是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又一重要原因。

　　这种素质上的不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劳动技能低，“苦力多、挣钱少；出力多，技能少”。据统计，我省外出务工者从事体力工作的占到78.3%，技术工占19.5%，而中高层管理者微乎其微，只占1.8%。上海的125万皖军中，常年从事体力劳动或一般性劳动的人就有96万之多。在北京，我省登记在册的打工者约有50多万，其中约有10万人左右为建筑一线工人。他们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脏、最累和最苦的活，获得的报酬十分微薄。

　　可见，在现有的情况下，民工要想保护自身权益，还必须提高自身素质。

　　管玉琴是颍上县人，今年才29岁，却已在上海纺织行业干了整整10年，这10年中，既有欢乐也有痛苦。刚来时，由于操作不熟练，她整天在纺纱机的轰鸣声中东奔西跑，一天下来，人累得动弹不得，钱也拿不到多少。苦闷中她甚至想到了打退堂鼓。“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提高技能。”看到这一现实后，只要一有空，管玉琴就不停地操练接头手法和要领，最后她终于获得了成功，成为国棉十九厂的纺纱技术能手。2002年，她被评为上海市优秀进城务工青年。同样，没有多少文化的无为县人钱杨柳刚到北京时，也只能打点散工做苦活，可他从踏进首都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学习管理经验和专业技能等。如今他已是建筑工程师，并组建了我省在京最大的一家建筑劳务公司，每年经他公司输出的家乡人达15000多人次，他在京承建的大楼多达200多栋。

　　管玉琴和钱杨柳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现有体制下，民工通过自我提高技能、提升素质，不失为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政府———加强服务

　　体制的束缚和障碍，素质上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大批农民工生活在城市边缘 的主要原因。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管理服务不到位，也是造成大多数民工长期处于权益受损地位的关键。

　　据我省劳务输出大县霍邱县统计，在该县输出的35万劳务人员中，由劳动部门组织输出的不到3万，大部分人是托亲靠友，或自发外出的。这种没有经过组织的输出，往往造成外出者因为证、卡手续不全，往往找不到工作，颠沛流离，空手而返；有的降低就业条件，“给钱就干”，收入不高甚至上当受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洪大用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任何社会群体活动的盲目性和合法权益被长期侵害，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政府管理缺位的问题。其实，事实也证明，随着劳动力市场管理的规范，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服务对于维护民工的权益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阜阳市是全国劳务输出十大重点监控地之一，每年劳务输出总量约160万人。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盲目外出带来的种种弊端，全市各级就业服务机构鼓励“能人”和社会中介力量加盟劳务输出工作。一方面利用“能人”带队，尽可能减少盲目外出，缓解交通和城市治安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用“能人”熟悉务工城市情况的有利条件，大量搜集用工信息，建立相对稳定的输出基地，与用工企业签订输送合同，发展“订单式”劳务输出。同时，该市以乡镇劳动服务站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鼓励各级、各类培训机构共同参与，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劳动力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市已培训农村劳动力40万人，其中达到中级以上技术水平的约25万人，培训专业涉及电工、电焊、烹饪、电子、驾驶、服装裁剪、家政服务等20多个工种。同样为人口大市的六安市，由于重视劳务输出人员的技能和素质培训，目前在输出的劳务人员中，从事非体力型的务工人员已占37%，其中技能型占26%，经营管理型占1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大规模向城镇转移是一个大趋势。但是要真正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首先要解决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国社科院的唐钧副研究员说，针对当前大部分民工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一现实，国家和各级政府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极端重要性，必须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新兴产业纳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要在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的门槛，给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彻底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就业障碍。同时要逐步建立能覆盖进城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保持城乡社会的稳定。

　　扶正我们的眼镜，矫正好我们的心态，以一颗平常心来接纳、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吧。劳动虽有粗细之分，但劳动者不该有高下之别。更何况，我们中间有多少不是来源于土地，而且还将回归于土地呢？本报记者任诗芹方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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