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戴敦峰发自浙江乐清

　　周祖豹之死

　　周祖豹被刺14刀，“整个过程绝对不超过5分钟。”地上足足淌了两大摊血，估计是腿上的大动脉和心脏被刺中了。

　　2003年2月12日，浙江乐清蒲歧镇北门村边。

　　周祖豹起了个大早。2月11日晚上刚刚给二儿子周建军和三儿子周建南办完婚事，他叫醒了大儿子周建勇，打算让周建勇开着新买的宝马车带他去虹桥镇清理一下前天因婚事所赊的烟酒账。

　　上午9点刚过，门口做大理石的石匠和做石灰的工人都已经陆续开始工作。

　　刚刚上了车，周祖豹说车子里的脚垫太脏，让周建勇下车掸掸。

　　周建勇背对着车子掸了掸脚垫，周祖豹也从车里走了出来，打算等儿子把脚垫清理干净再坐回去。

　　“我把脚垫掸好，还没有放进去，当时门口一点动静都没有，突然我就听见父亲大叫‘干什么，干什么’，一看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偷偷摸摸走到了父亲背后，在他身上捅了两刀。”周建勇回忆说。

　　据周围目击的邻居介绍，这两个人从一辆白色的小面包车里下来，手里拿着个白纸包着的东西。等把白纸褪掉才看到拿的是把大约三、四十厘米长的刀，刀的顶端是尖的，当地人把这种刀称作“杀角刀”。

　　周建勇赶忙从地上抄起了一把扫帚冲了上去。刚刚进屋的周建南听到父亲在外面喊“没命了，没命了”，赶忙也从屋子里冲了出来。“还没有跑出几步，面包车上又跳下来三个人将他围住。”

　　周氏兄弟被前两个人给挡住，这两个人并不伤害他们，但就是不让他们靠近周祖豹。

　　而后下来的三个人把周祖豹逼到了邻居家楼梯的拐角处，对着被击倒在地的周祖豹又捅了十几刀。

　　“当我们冲上去的时候，那几个人根本就不看我们。我们用棍子打他们，他们也不还手。我们打一下，他们就在父亲身上捅一刀。直到后来周围的邻居喊着要报警，他们可能也觉得差不多了，才跑回了车子。”

　　周建南回忆说，后下来的三个人先回到车上，先下来的两个人一边和他们兄弟俩纠缠，一边往后退，等快到中巴旁边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车里拿着灭火器向周建勇喷了过来，周建勇往后退了几步，那两个人已经冲上中巴车，飞驰而去。

　　周建南记得当时车子后面的车牌上贴着一张“永结同心”的红纸，老大周建勇追了上去，一手把遮挡车牌的红纸给撕了下来，发现车牌是“陕A·Ｐ”打头的，是辆陕西西安的车。

　　周建军一开始正在楼上睡觉，听到楼下有响声，一开始还以为是邻居在吵架，从窗子伸头往下一看，发觉是一群拿着刀的人在和自己家人打架，赶忙从楼上冲了下来。

　　等他冲到楼下，人早已上车。

　　“整个过程绝对不超过5分钟的时间。我在车上抱着父亲，一开始还有一点气，但到后来就不行了……”

　　门口仅有的一辆宝马车将周祖豹紧急送往临近的虹桥医院。

　　几分钟里周祖豹被刺14刀。

　　据目击者说，地上足足淌了两大摊血，估计是腿上的大动脉和心脏被刺中了。遭遇变故后的周家

　　在周被刀刺的楼梯拐角处，记者仍然发现了几块喷溅在半人高的铁栅栏上，已经变成了暗紫色的血迹。

　　2月22日，记者来到周祖豹位于乐清市蒲歧镇的家。

　　周家的房子建在蒲歧镇北门村边。门前是一条铺满石子的狭窄小路，屋后原本靠着一座小山，现在小山已被炸掉。

　　这是典型的浙江乡间风格的四层小楼，与邻居的几幢房子连在一起，显得有些孤零。

　　一楼是几扇落地玻璃组成的大门，外面一道铁栅门紧闭着。从外观看来并不能显示出主人的身份，甚至与当地的一些民宅比起来，这幢建筑根本就不算豪华。

　　周围的邻居告诉记者，周祖豹和四个儿子平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京，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到蒲歧的这幢房子住一住。

　　与邻近几幢房子比起来，周家门外最大的不同就是少了大红灯笼，门上红底烫金的春联也早早地被撕得七零八落。邻居说，周祖豹被害当天，周家就把灯笼和春联给扯了下来。

　　事发后的一个多星期，周家小楼的门外已经恢复平静。

　　周祖豹遇害现场的种种痕迹似乎也已被抹去，但在周祖豹被刀刺的楼梯拐角处，记者仍然发现了几块喷溅在半人高的铁栅栏上的血迹，每块都超过一元硬币的大小，已经变成了暗紫色。

　　记者赶到周家时，周建勇和周建南都已经赶往北京处理公司事务去了，周建军、四儿子周建峰和周家的几个媳妇留在家里陪着周祖豹的亲家。周建军说，这件事发生之后老人受了很大的打击。邻居们也说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出来过了。

　　几次敲门，记者都被周家的媳妇或是儿子的朋友给挡在了门外。

　　“这件事的经过已经和别的记者说过了，没有什么好问的了。”周家的二儿媳说。

　　几经周折之后，记者终于在周家一个亲戚的带领下进入了周家小楼。在二楼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周祖豹的老伴躺在床上，精神萎靡。周建军和几个朋友围在边上照顾着她。

　　在二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周建军向记者透露了这件命案背后的一些真相。

　　谁是幕后主使

　　周建军坚持相信，三年前在北京杀死他堂哥的幕后主使和这次杀害他父亲的就是一个人。

　　周建军说，这次发生的事情和三年前的一宗命案有关。

　　1999年11月10日凌晨5点，一群人手持利器闯进了周祖豹在北京的办公室。

　　那天周祖豹没有住在办公室里，恰巧周祖豹的堂侄在办公室里休息。

　　“那群人没有找到周祖豹，见到有人在办公室里休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就将一把鱼叉插进了他的胸膛。”周建军坚持相信，三年前在北京杀死他堂哥的幕后主使和这次杀害他父亲的就是一个人。

　　至于这个幕后指使的人，周建军说“其实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个人是谁，不仅我们知道，你到蒲歧镇随便去问一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只是我们没有证据，还告不了。”

　　据周建军透露，他们怀疑的这个人也是乐清人，曾经是他父亲在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后来因为一些经济的原因闹得不愉快，发生过经济上的纠纷，但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了。

　　周建军推测说，“可能是对方觉得这件事的结果让他们觉得很丢面子，他们心不甘，于是起了杀心。”

　　三年前命案的从犯已全部落网，除了一个是陕西人之外，其他的全部都是乐清人。但是负责召集这些杀手的主犯至今仍在全国通缉中。

　　案子一拖就是三年，却始终没有进展。按照周建军的说法是，他们“在北京的力量没有对方大”。

　　周建军说，这个案子当初起诉的时候是以“蓄意闹事罪”提起公诉的，这让周祖豹非常不满意：“杀了一条人命，难道只是蓄意闹事？”

　　几年来，周祖豹一直努力想为侄子讨回个公道。据周家兄弟说，有人告诉周祖豹不要再把这件事闹下去，可他坚决不同意。

　　2002年，该案移交北京市中级法院。周建军说：“眼看这个案子包不住，幕后的主谋就要被抓出来了，估计对方是觉得不弄死我爸不行了。”陕西车牌

　　有媒体曾猜测说，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应该和陕西有关，但周建军否定了这种说法。

　　因为三年前的凶杀案中有一个被抓获的从犯是陕西人，这一次几名凶手又是开着挂有陕西牌照的车过来杀人的，所以此前有媒体就猜测说，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应该和陕西有关。

　　但周建军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这起案件和陕西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去过陕西，也没有和陕西方面做过生意。”对于陕西车牌，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巧合。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听到当地村民纷纷议论，说是有两个凶手已经被抓住了。但是当记者向当地乐清市公安局求证这件事时，乐清市公安局表示，这起凶杀案案情复杂，他们的侦查工作还没有眉目。对于记者提出的凶手乘坐的车辆挂有“陕西车牌”的问题，公安部门表示，关于这起案件的任何内容都不便透露。

　　百密一疏

　　从三年前发生那起凶杀案之后，周祖豹就倍加小心，并且请了两名保镖跟随左右。

　　2月23日，乐清蒲歧镇。

　　村里人说，周祖豹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会把保镖带在身边，就是去年村里有人去世，周祖豹只回来一两天的时间，他的两个保镖也跟了回来。

　　附近的邻居告诉记者，周祖豹有时候回到蒲歧也并不住在家里，很多时候他都住在乐清市的宾馆里。

　　周建军说：“今年回家过年之前就有消息透露出来，说是要弄我们。前几年每年回家过年我们都很注意，这一次是因为我和老三结婚，事情一多就忙得疏忽了。”

　　周建军说，事后有出租车司机告诉他，那辆小面包车从年初七开始就每天在这附近转来转去，早上从9点到10点，下午从4点到5点，一天至少两次。

　　甚至在周家老二和老三结婚那天，周家还有一个朋友看到了那辆小面包车。因为车牌上也贴着“永结同心”的红纸，所以那个朋友把它也当成了接新娘的车，还觉得很奇怪：怎么会用小面包车来接新娘呢？

　　周建军说：“我父亲一直很小心，就在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在和我三弟说，出去要小心点。三弟看着他上了车才回屋的，谁知几分钟之后就出事了……”

　　邻居周祖豹

　　周祖豹年轻时闯荡了不少地方，性格也比较外向，认识的人多——不过人还是蛮好的。

　　2月22日，记者见到蒲歧镇北街村的鲍村长。“周祖豹和村里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很热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当年修建虹南公路的时候，他一个人就捐了13.5万元，是当时捐的第二多的人。后来村里老年人协会要造凉亭，周祖豹又捐了3万元，修建了一座亭子。”

　　至今周祖豹的名字还刻在镇上用来纪念捐款者的功德碑上。

　　对于周的突然遇害，周围的邻居感到既突然又惋惜。

　　“虽然周祖豹平时回来的时候并不很多，但看到他每次和别人说话都是笑嘻嘻的，从来也没有什么架子。”一邻居告诉记者。

　　蒲歧镇上一位住在南街的出租车司机说，有几次周祖豹回来自己没有开车，就搭他的出租车出去办事。每次搭完车付了车费之后，都很客气的对他说声“谢谢”。虽然只有这么一点接触，但他对周祖豹的印象很不错。

　　周祖豹遇害后的几天里，一种说法是，光家人就接到数百个各地打来的慰问电话。

　　一位从小就和周祖豹一起玩耍的蒲歧人告诉记者：“周祖豹年轻时闯荡了不少地方，性格也比较外向，认识的人多——不过人还是蛮好的。”民营企业家的生存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林汉烈、李海仓、周祖豹等数位民营企业家相继被杀，由此折射出其先富阶层的生存文本，也许更值得追思和反省。

　　周祖豹之死并没有给当地的民营企业家们造成太大的恐慌。

　　谈到人身安全问题，一位在当地经营水产、资产在5000万元之上的民营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在当地生意做的比周祖豹大的大有人在，但并没有听说谁请了保镖。“可能是他在外地做生意，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要多，情况要复杂一些。”

　　这位老板说，他听说了周祖豹的事情，但还是没有要请保镖的打算，因为“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尽量不和别人结仇。如果真的是别人想要害你的话，就算请了保镖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近一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富豪被杀的案件，这位老板并不认为这是“仇富心态”造成的。

　　“在我们温州地区有钱的人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对有钱人是并不‘眼红’的，因为挣钱有很多机会，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努力实现富裕。”这位民营企业老板说。

　　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不认为这些富翁被害的现象是“杀富济贫”或者是“仇富心态”：“虽然现在贫富差距仍存在，但它是前进中的差距。在温州大多老百姓的眼中，这种差距只是先富与后富，多富与少富的问题，看到别人致富，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富起来，能从别人的致富过程中学到什么，这才是一种健康的商业竞争价值理念。”

　　在采访中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同等宝贵、同样应该受到社会尊重的。像周祖豹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死，不仅给家庭造成了伤害，也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2月21日，杭州一媒体刊发了《呼吁：尽快立法保护企业家》的文章。该文章援引浙江省企业联合会、浙江省企业家协会致电该报，呼吁国家和政府应加快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立法步伐，尽快组织成立“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

　　对于近期不断有优秀民营企业家遇害的新情况，两家协会郑重表示，“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周祖豹及许多和周祖豹一样的富人被杀，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中的艰难生存状态。而由此折射出其先富阶层的生存文本，也许更值得追思和反省。

　　生意人周祖豹

　　外滩特约记者李向阳发自北京张丁可／摄

　　周祖豹，乐清市蒲歧镇人，今年刚满50岁，因在北京创立华北地区最大的皮毛交易市场，而成为身价上亿的浙江富豪。

　　2月25日，北京市“浙江村”。

　　两天以来，北京的天空中一直铺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浙江村”地处北京城南，在行政区划上是丰台区的大红门街道和南苑乡交叉地带，其中包含了26个自然村。

　　在周祖豹遇害以后的第二天，传闻便在“浙江村”四下散布：一些人说，祖豹这个人好，对公益事业很关心；还有一些人说，这个人很傲，这(遇害)只是迟早的事情。

　　无论怎么说，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此刻，位于大红门街道的祖豹皮毛辅料综合市场显得冷冷清清，大部分店面都大门紧闭，偶尔几个骑着三轮车的从市场里出出进进，空荡荡的车厢在水泥地板上掸地轰轰直响。

　　一个老头站在市场里悬挂的“不准吸烟”的大牌子下面，东看看西望望，一根烟夹在手中，烟灰烧掉了很长，他也没有注意到。

　　经过交谈，记者知道他是乐清人，在这里租的摊位。问他对周董的印象如何，他笑了，脸上的皱纹凝聚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

　　提起周祖豹，周围的人都说，这个人挺能干的，就是有点冲。

　　一位1993年就和周合股做过生意的人向记者介绍当年的一些情况：

　　1993年，周从外地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开辟一个新市场，但是据说，周当时“玩的是空手道”，本钱并不多。

　　这正如北大“秀才”项飚在对“浙江村”做了四年之后的调查中所说，在“浙江村”这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地方，金钱在市场中的因素已经下降到很低的程度，同时，如果一个人具有经营的头脑，能够很快融入浙江人的“传统网络”之中的话，那他就要发财了。

　　周正是这么一个人。

　　最初的时候，周和两个人合伙，其中一个是乐清虹桥镇人，一个是乐清芙蓉镇人，起家的资产据说只有100多万。

　　也就在这一年，周及他的同伙租来了北京某医药公司的仓库，并把它改成面料市场，这就是大红门轻纺批发市场，当时的摊位数达到好几百家。

　　这位老板说：“当时也赚了一些钱，但是合作中却出现了一些不愉快。”

　　据介绍，三个人合作了两三年就分道扬镳了，而周的生意到了1995和1996年时则是如日中天，越做越红火。周的摊位费也不断上涨，一个20平方米的摊位一般能炒到2万至5万，而再好一点的摊位最高被炒到十多万。

　　同时，周也“结下了不少对手”。

　　到90年代末的时候，周的市场范围达到了30多亩，成为“浙江村”中比较大的一处宝地。

　　一位租了周好几处摊位的乐清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本来可以继续赚下去的，但是这个人太固执，眼光不够长远。

　　这位老板所暗示的正是周后来所面临的一个背景：

　　1997年，京都市场建立之后，一大批客商立即被吸引过去，而周所谓的如日中天的生意受到了重大打击，到去年，周的皮料市场的摊位租户只有几十户。

　　在这位老板看来，“眼光不够长远”正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做皮衣的季节性很强，按照正常的做法，淡季的时候就应该降低摊位费，但周不愿意，只看到了眼前的一些小利益。”

　　造成周的客商流失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京都批发市场的建立，但是为什么京都能把客商吸引过去？

　　这位老板透露，去年初的时候，在客商流失的情况下，周便利用原来的空摊位做了一个“早市”，但是一般只限于早上四五点到九点，之后就没了。

　　“当时只要交1000块的定金就可以加入早市，所以一开始很多人都来了，摊位费一度被炒到七八千，确实红火了一阵。”

　　仅仅两个月之后，这个红火的摊位炒作现象就沉寂下去了，几位摊主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一是炒的虽然厉害，但其实货并不多，而且质量比较次；二是收取摊位费的时机没有把握好；三是其他地方的市场也在拉人。

　　“这次炒作结束后，”他们说，“因为很多人交足了一年的钱，他们便要求周退钱，而周只把自己所认识的那一部分人的钱退了，而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基本上不退，这使得大家对他的印象都很坏。”

　　乐清市住京联络处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本人还是相当不错的，家乡修建公路，建立养老院等，周都慷慨解囊，包括乐清剧团到京做访问演出的时候，周也曾大力赞助。

　　“他书读的不多，但义气还是有的，爱好也不多——平时身边总有四五个保镖，所以他也不太出来。”他说。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爱好不多”，其实指的就是周据说是惟一的爱好：赌博。

　　一位周曾经的麻坛好友告诉记者，周没有其他爱好，除了爱好打牌就剩下爱车了，他说：“他很喜欢讲排场。”

　　据这位“麻友”介绍，周喜欢到王府井去包个房间，然后大玩特玩，“最多的时候一夜之间输赢好几十万。”

　　而周的车也换了一辆又一辆，开始是桑塔纳，后来成了本田，“去年底的时候，他花了140万元买了一辆宝马，牌照还没上呢，就出事了。”

　　一位曾在周的公司工作过的摊主说：“周和别人矛盾很大，有一次一些人来，说什么20万元摆平，以后既往不咎，可周拒绝了，那人走的时候说‘那你就去见阎王吧’——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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