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杨瑞春

　　《声援声明》对阵《反战声明》

　　2月23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韩德强打开电脑，发现《中国各界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以下简称《反战声明》)的签名者已经增加到了700多

个。作为这一行动的发起人之一，韩当然不会忽略这份声明也有大量的批判者。

　　面对一触即发的美国对伊战争，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因为观点不同，他们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此前5天，《反战声明》已经被韩德强及其他3名代表一起提交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声明》把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动武称为“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将会严重践踏伊拉克人民人权。《声明》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反对对伊拉克人民的杀戮；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动武，希望中、俄、法三个常任理事国能坚守原则、顶住压力，并呼吁海内外中国人团结起来，“汇入全球波澜壮阔的反战运动的洪流”。

　　《反战声明》的签署活动是从2月10日开始的。活动的另一发起者戏剧人张广天说：“世界各地都有反战的声音，中国民众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没有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反战声明》所持立场和中国官方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作为民间声音的一种表达，《反战声明》签名活动得到了来自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的肯定———韩德强称之是“含糊而间接的肯定”。

　　但是，以青年学者余杰和徐晋如为代表，另外一派对于这场行将到来的战争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2月20日，他们在网上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援声明》)。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发动方本于自由和人道的终极价值”的一类战争，美国即将对伊发动的战争即属此类。他们毫不客气地把前面《反战声明》的起草者称为“伪善的‘和平主义者’”，称《反战声明》“加剧了‘中国知识界’的堕落。”

　　《反战声明》的签署者中，以持有左派或者“新左派”观点的学者为多，但也有少数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余杰认为，这份“代表左派的宣言”在国内和海外的代表性被无限放大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看法”。他认为，《声援声明》才真正代表了有良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看法。

　　在网络上，两份声明各自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反对对伊动武的往往被称为“极端仇美”，支持的则被指“极端亲美”。尽管其中也有人发表调和的论调，但显然不是最强音。

　　争论滑向“门户讨伐”

　　“反战的人和支持的人现在主要的批评目标不是美国，也不是萨达姆，而变成了互相之间的讨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两种声音的激烈交战显示，即使讨论美国对伊动武这样的国际问题，也不小心会触动了知识界的宿怨。当知识分子们针对国际事务的发言带上派系之争的气息，他们发言的理性色彩就显然大打折扣了。

　　出人意料的是，两方居然都对这种局面的形成感到气愤———也就是说，谁也不愿意对此承担责任。张广天对于“干什么都要站队划派”表示极端反感，称这是一种“文化大革命”思想的延续，他说，尽管《反战声明》的发起人有左翼倾向，但声明内容是没有左翼倾向的，是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反对战争和暴力。“反对美国战争的不是中国的左翼学者，而是全世界1000万人，反对战争应该是没有派系的。”而韩德强进一步说：“在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左右派应该团结起来。”

　　在这样的一个纷争中，出现了某些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张广天是基督徒，余杰也是基督徒，但两个人态度完全相左。同样是余杰，《反战声明》的签名者中就有他的导师、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在余杰声明发表的前一天，这位学生和他的师长通过长时间的电话辩论此事，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尊重。”余杰说。他也借这个例子，来说明反对《反战声明》不是因为门户之见，因为那边的阵营是复杂的。

　　有意思的是，双方反对或者拥护战争的理由，都声称是要实现正义的力量，甚至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所用类比也颇多一致，比如，当年英法对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的绥靖政策，反战者用来告诫不要纵容美国，主战者则用之提醒不能纵容萨达姆政权。

　　但是，反战者普遍认为美国对伊动武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石油利益，对美国过大的权势、霸权主义作风、单边主义作风、渎武主义作风有一种深切的担忧。而主战者则强调萨达姆政权的“邪恶性和危险性”，如任不寐在文章中说：“在真正的反战思想里，反对独裁暴政永远是第一要务。”

　　钱理群：反战不是反美

　　主战者对于反战者最为激烈的批评在于，他们不是在反战，而是在反美。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钱理群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尽管他坦承对《反战声明》的具体文字也有不同看法，但在大的方面没有违背他基本的原则。

　　《反战声明》的签署活动中曾经出现部分学者自己没签而被冒签的事件，钱理群因此一度被怀疑为“冒签”的受害者。

　　钱理群依然认为，如果美国单方去攻打伊拉克就是违反国际法的，可以视之为侵略。“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界限：首先，我们声援的是伊拉克人民，而绝不是同情伊拉克政权。再者，对美国这种做法的批评不等于否定它的制度，更不是否定自由、民主、人道这些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我看来，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本身是双刃剑，不仅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也违反了民主法制的一些基本原则，其实是对美国自身价值的一种损害。另外就是人道主义原则——任何对无辜平民的伤害都是不能接受的，这是我的底线。”

　　钱理群说：“美国声称为了解放伊拉克而去打仗，代表人类公理和正义，对此我这一代人有惨痛的教训。比如前苏联也是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以战争的方式去输出自认为最优越的社会制度，我们不否认美国的制度有其优越性，但再好的制度和理念也不能以战争的手段输出。”

　　但是，在余杰看来，类似的这种论调是“大是大非不分”。在《声援声明》里，余杰和徐晋如写道：“固然，人类天生就爱好和平，但当一切和平的努力都失去效用之时，当暴君依然肆意假借国家和主权的名义奴役无辜民众之时，善良者的人道主义同情只会让专制魔王更好地扮演中山狼的角色。”

　　国际问题学者为何缺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识界的这种发言中，真正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大都缄默不语。时殷弘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人知道问题相对复杂，而且事情的可预见性都是相对有限的。再者，各人有各人的任务，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发挥作用。

　　对于两派知识分子的争论，时殷弘评价为走了两个极端，“认为美国单单是为了石油打这场战争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当然，认为美国是解放伊拉克人民的更是简单化。”

　　“希望他们能真正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中国既不是哪个国家永久的敌人，也不是哪个国家永久的崇拜者。”他说，大众媒体发展以后，参与的人多了，有时候可能确实非常情绪化。一个健康的公众舆论应该是一个尽量理性的公众舆论，媒体和学者讲话要冷静、负责任，要实事求是。

　　按照时殷弘的说法，他的大部分同行都是基本反对美国发动战争，但同时要求伊拉克不折不扣执行联合国决议。这和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超越观点分歧的标杆意义：民间议政

　　尽管两派人士互相攻讦，但在一点上他们倒是都能跳开自己的圈子予以认同，那就是在民间声音的表达方面，这次事件所具有的正面性。韩德强说，用网络签名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民的民意，目前看来确实是一种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好的方式，它可能也不会对正常的沟通构成影响，但确实又是民意恰当的表达。

　　韩德强和余杰都表示希望能建立起良性的沟通机制，使民间和政府能够有更多的渠道可以互动。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时殷弘认为，中国对外战略政策如果缺乏足够的公共舆论支持，会给自己造成很大麻烦。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大众社会，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进行影响的意见表达渠道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应当学会调控、引导、呼应这样的舆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在此观点上与时殷弘不谋而合，他将此次签名活动的结果视为政府对民间力量参与政治的一种肯定，具有标杆意义。长远来讲，政府要认识到尽管民间的声音有利有弊，但整体来说利大于弊。现在我们强调建设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如何为进入一个开放社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结构，可以说是政府非常重要的任务。”

　　不过，毛寿龙指出，从学者参政的角度讲，外交领域恰恰是最少参政的。在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选举，但外交领域完全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专家参政一般是通过助理而不是通过争论的方式。比如说布什一上台，他就直接影响政府了，想通过非正式的力量比如民众示威、专家发言来影响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参与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参与，主要是学者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它不具有学术意义，而主要是相同倾向知识分子的看法，体现的是学术界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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