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亓树新朱丽亚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宽阔的长安街上，挂着“京”字头牌照的汽车潮水般涌过。但对于来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张立勇来说，这里已经非常陌生———离开北京10年后，他心目中最亲切的车牌 号是“陕D”。在最近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发自内心地说：“咸阳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所领导的城市的热爱。去年12月，张立勇以高票当选为咸阳市长。10年前，他从中纪委九室综合处处长任上志愿平调到西北，任咸阳市秦都区委书记。为向当地干部群众表白心迹，张立勇毅然将全家搬到了咸阳———妻子放弃了中央党校的教授职位，孩子舍弃了北京的良好教育。

　　张立勇是全国313个市、地、州行政主官中的一分子。全国两会前夕，地方基本都已完成了换届选举，一大批新的市长走上了执政舞台。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来京参加盛会。

　　与他们的前任不同，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正式确定为市长候选人之前曾被广而告之向社会公示。而此前组织考察阶段的“民意测验”程序，测验的范围也比过去大多了。虽然这种“民意测验”还是“官意测验”，参与投票的还都是这局长那主任，但毕竟，只是眼睛向上，他们是走不到这一级台阶上的。

　　山东淄博市市长刘慧晏博士被当做了另一项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试验品。去年夏天，新一届中共山东省委班子上任后决定，新选任地市党政主要领导和省直部门主要领导，由过去的省委常委会“议决”改为省委全委会“票决”。当场票决的第一个人就是刘慧晏。

　　与他们的前任不同，这群市长在其任期内还将承受前所未有的民意压力。湖南省岳阳市市长罗碧升代表对此已经有了深切的体会。在年初举行的人代会上，他在无人竞争的等额选举中首次落选，开了中国地方政府主官落选的先河。最后是中国法律的一个模糊之处挽救了他的政治命运，总算在第二次选举中获得连任。辽宁省抚顺市市长王大平代表对此也有体会，由于人民代表的票数不过半，他的副市长班子缺额3人。

　　这些将深深地影响新一代市长们的施政策略和施政行为。因为百姓们已不再仅仅是通过“段子”、“顺口溜”等等流行于街头、酒桌上的无效“民主”方式，表达对于自己“父母官”的不满了。

　　这是一场静悄悄发生着的深刻变革。

　　人们对这群市长们评价最多的是：年轻化、高层次。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统计，新一届地方政府中，地级市市长、专员、州长大多在50岁以下，8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还有许多研究生。

　　这既是一项创新，也是一次反拨。20年前，在“干部四化”的浪潮中，曾有一大批年轻、高学历的干部从基层被迅速提拔到重要党政领导岗位上来。但在浪潮过后，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队伍又逐渐出现了高龄、低学历的趋势。

　　前几年，曾有一位在某省省委办公厅工作的年轻干部对记者倾诉苦恼：“我大学本科毕业后，一直很想再去读研究生。但我同事中的好友劝我放弃：‘你如果读下研究生回来，可就真成知识分子了！’在我们这个大院里，‘知识分子’不是个好词儿。”

　　现在人们都说“技术官僚”如何占据政坛要津，但在几年以前，在有些地方，高学历的“技术官僚”甚至还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的感觉。一位原本温文尔雅的工科硕士，到某市担任市长后，突然变得满嘴粗话、脏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融入当地的干部队伍，才能为同僚们所接受。

　　变革的阻力是可以想像的。众所周知，这些年学历已经贬值，许多原本文化程度很低的干部也大都拥有了各色各样的在职学历。所以某地在推动干部制度改革时，把“第一学历”列为一项参考因素。没想到，反弹竟首先来自负责实施这一改革的机构。当地党委组织部的中层干部第一学历普遍很低，他们公开骂娘：“要讲‘第一学历’，所有人的‘第一学历’都应该是幼儿园！”

　　尽管阻力巨大，但这场历时数年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大换代、大变脸，仍然在去年党的十六大和今年两会前夕基本完成。与20年前不同的是，在变革发起的时候，没有面向社会作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在遇到阻力、障碍的时候，没有天天在报纸上向干部们作宣传解释；当变革进入尾声，也没有公开进行宣传庆祝。

　　普通百姓从报纸、电视上能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某地公开招考副厅长”之类的新闻，和被“任前公示”的备选官员们的简历。润物细无声。

　　新的面孔已经给地方政坛带来了新的气象。

　　上任不久的南京市长罗志军，决心创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他说，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职能也必须与国际接轨，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向“责任政府”、“有限政府”转变，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及处理公共事务上来。

　　罗志军代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科学地界定部门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实现机构职能的法制化。”

　　他向记者介绍了南京市政府创建的“服务型政府综合评价体系”，政府的主要职能被量化为五大项20个指标，包括公共产品、服务能力、服务质量、行政体制、行政绩效，等等。去年，南京市政府行政机构总数由54个缩减到41个，废止了46件政府规章和150件规范性文件，取消了2／3的市级审批事项。“网上政务大厅”、“一站式”服务和“政务超市”、“市长电子信箱”相继开通，并建立了外商、私营个体经济、民营科技企业和行政效能4个投诉中心。

　　在陕西，咸阳与西安两市的新市长在一起筹划一件大事情。

　　这两个城市市中心相距仅25公里，但却长期“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西安机场在咸阳境内，过去两市曾因为机场的名称问题把官司打到国家民航总局。西安的城市水源在咸阳的渭河南，“西安要吞并渭南”的传闻一直不断，所以咸阳市就不发展渭南，害怕人家“摘桃子”。两市相互“封锁”、“拆台”——咸阳检疫过的猪肉，到了西安还要再检疫一遍；今天你扣我的车，明天我扣你的车……

　　新市长们的眼光超越了行政区划的藩篱。在这次全国两会上，西安市市长孙清云代表和咸阳市市长张立勇代表准备的议题一字不差——“加快西安、咸阳城市经济一体化进程”。

　　与西安实现“八同”，写进了咸阳市政府的工作报告：规划同筹、交通同环、信息同享、产业同步、科教同兴、旅游同线、环境同治、金融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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