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华反腐展上写有罪犯名单的“耻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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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春三月，“两会”如期而至。人们一如既往地对“两会”寄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反腐”这个词，也再一次升温。

　　在此之前的2月17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2月19日，此次会议由新华社播发的“公报”中，明确提出要“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探索新的途径和对策，扎实有效地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这跟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的“新世纪反腐败要有新办法

新措施”的步调一致。

　　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检察机关通过查办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12亿多元。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反腐的决心与成果，而在方式上，甚至不排斥用“经济学反腐”，甚至以一种“家丑不怕外扬”的自信，来推进反腐工作的国际合作。

　　中国尝试“经济学反腐”

　　2月底，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政府向记者发来传真。该传真资料称，在2月10日举行的浏阳市国家公务员大会上，宣布辞退27名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另有114人被定为基本称职或基本合格，84人定为不称职或不合格。到此，该市近7年来已辞退122人。此举在浏阳2.5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产生极大震动。

　　根据记者调查，浏阳市是湖南最早实行廉政保证金制度的试点县(市)之一。该市2002年在人事局、财政局、地税局和工商局等11个单位推行了这项制度，并计划3年内推行到所有党政机关。

　　廉政保证金由个人和集体两部分组成，个人部分按本人当月基本工资的5%交纳，集体部分由单位按个人的2倍交纳。加入廉政保证金制度体系的个人每人设立一个廉政保证金账户，实行专户储存。凡发生腐败行为者，将按规定扣除已存保证金。扣除的廉政保证金由纪检监察部门收缴财政入库。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时，可以一次性领取专户储存的廉政保证金。

　　去年年底，北京市门头沟地税局也试行《勤政廉政保证金暂行办法》，也以类似于浏阳的方式推行廉政保证金。

　　浏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松竹认为，湖南浏阳市的“廉政保证金”是一个经济学治腐的举措。经济学治腐，有一个“治腐杠杆”——腐败被查的可能性越大、今后继续在位所获得的经济数额越大、从政者的心理砝码指向廉洁的群体越大，则腐败被查的可能性越小、今后继续在位所获得的经济数额越小，从政者的心理砝码指向腐败的群体也就越小。

　　但也有人对“治腐杠杆”提出了质疑，并举例说，就现在这个制度来看，依每个干部月工资1000到1500元计算，每月的“廉政保证金”数目是150到225元，每年则为1800到2700元。有腐败倾向的干部，若继续在位10年，失去的将是1.8万至2.7万元的收入，20年则将失去3.6至5.4万元的收入。显然，这一数目仍然很少，必将远远低于腐败所得。

　　但浏阳方面认为自己的成果是显著，因为制度推行以来，纠正了干部作风，激活了浏阳经济，2002年该市财政收入达7.09亿元，同比增长21.6%。更重要的是，浏阳在对外商务活动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外商对浏阳的投资环境也赞不绝口。

　　开天荒的反腐国际合作

　　在探索反腐的“新办法”、“新途径”方面，中国并不止于在国内试行“经济学反腐”。1月11日正式启动的“中国廉政建设”国际合作项目，成了一个“开天荒”的创举。这一项目在关键词“国际合作”的辉映下，分外引人注目。

　　2001年8月开始，在外经贸部及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监察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开始项目的筹备工作。经过多次协商论证，有关各方就项目文件的内容达成了一致。资金总量300万美元中，UNDP和监察部各出一半。2002年11月1日，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

　　“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一种姿态和决心，以及一种‘家丑不怕外扬’的自信。可以期待，它将带给中国的反腐败更科学的方法和更透明的环境。”中国国际技术交流中心方案处处长邓智慧这样说。

　　据邓介绍，项目有3大块内容：帮助监察部做出一份类似于“中国廉政总体报告”的东西，包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总对策”、“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法律框架”、“加强行政监察推进依法行政”等；搞一些专题研究，例如探讨对像金融、银行、海关这些腐败高发区，采取一些专门的廉政措施；加强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的廉政建设意识，设计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廉政建设培训方法。

　　300万美元资金，几个可虚可实的研究项目，对于复杂性和长期性为世人公认的中国反腐败工作，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有专家解释：“监察部完全可以自己搞这样一个项目，为什么要引入UNDP呢，主要还是为了借鉴一些国际上先进的反腐败经验。”

　　UNDP是联合国里最大的发展援助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掌握的资源大概是六、七亿美元，去年对中国的援助资金是约900万美元。

　　上个世纪80年代，UNDP援助“硬技术”比较多，像工业、农业、教育和环保等方面的实在技术，冷战结束后，它的业务向“上层建筑”方面发展，力图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管理，包括范围广泛的立法、行政、社会公众的参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和运转等。

　　邓智慧介绍，“中国廉政建设”项目正是UNDP新的业务结构中的重要项目之一。邓智慧所在的中国国际技术交流中心归口管理UNDP在中国的所有投资和项目，从1983年开始，已经合作在中国开发了600多个项目，“中国廉政建设”项目具体是由他负责的。

　　监察部在新形势下对国际交流的愿望和UNDP的职能转变促成了这个项目的诞生。

　　为何拒绝“透明国际”

　　引人注目的是，此次“中国廉政建设”项目中，曾闪现过国际著名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身影。据邓透露，UNDP曾希望“透明国际”组织介入这一项目，而最终被中方否决。

　　“透明国际”总部设在德国柏林，是国际著名的从事反腐败研究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腐败”就是指公共部门中的官员(政治家或公务员)通过滥用被委托的权力，使自己或其亲信不正当地或非法地富裕起来。包括3个要素：“权力滥用、被委托的权力和私人利益”。

　　“透明国际”在衡量腐败程度上主要用两种指标，即“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它是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其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10到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行贿指数主要反映一国(地区)的出口企业在国外行贿的意愿。

　　清廉指数主要数据来源是：通过对大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商会、主要商业银行和法律事务所的高级主管，以及在跨国企业工作的外籍人士和高级主管进行访谈，获悉主要出口国贿赂高级公务员的情况。行贿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廉指数的一个重要补充。通过这两个指数，“透明国际”每年对各国的廉洁状况开展一次评估，并按得分多少进行排名，得出备受媒体关注的“腐败排行榜”。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好坏，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声誉如何，直接关系到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形象欠佳，往往失去引进外资的机会。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腐败排行榜”，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边贸税率提高了20%强。而边贸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如果低分国家不尽快改变其商务活动中腐败状况，无疑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在它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中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行贿严重国家。

　　“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但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实际上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邓智慧表示，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并不科学，“透明国际”未必真正适合中国社会。 水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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