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1日电　综合消息，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些人大代表已提出议案，要求尽快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改变证人出庭率偏低的现状。另外，有人大代表质疑在“民告官”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官”方往往拒绝出庭的怪现象。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目前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相当低，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针对于此，广西代表覃日飞等提出议案，尽快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报道指出，中国的刑法中对于哪种情况、哪些证人必须出庭、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对证人的法律保护、以及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都没有配套的措施和制度。而仅仅当庭宣读证人证言难免会影响审判的公正性。

　　覃日飞代表认为，证人出庭率低主要有以下原因：主要是立法不完善，比如刑法157条规定“证人证言可以在法庭上宣读”被误认为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另外，作证人也有这种思想，即“我出庭作证人家会恨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人大代表莫建芳也指出，人对证词来质证是很不完善的，作证中对方提出证词有虚假，没办法当庭作证，或者在过程中发现有问题需要进一步问清楚的证人不在也没办法问，单纯的在庭上念证词就有这个缺陷。

　　代表们建议：一、通过立法明确证人的法定义务和法律责任，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应该追究法律责任；二、完善证人法律保护制度，确保其人身和财产安全；三、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制度，避免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损失；四、实行证人宣誓制度，未经宣誓的证言不予采用。

　　另据新华网报道，有出席“两会”的法律界全国人大代表指出这样的怪现象：“只要是政府成了被告，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常常不见人影，空空荡荡，法院很多时候只能缺席审判。”代表认为，“缺席审判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却反映了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法律的错误态度。”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赵仕杰认为，政府消极应诉的原因是，认为“我是代表人民的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做错事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是一种观念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认为，长期以来，一些政府干部认为官与民的关系就是官管民，官为民，思想上很难接受被推上被告席的现实，觉得“民告官”破坏了自己的声誉，降低了政府的威信。

　　公丕祥并指出，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将面临更加刚性的行为规则。如果还是一味地靠“缺席”来保“面子”，护“威严”，对法律的广泛推行和国家的民主法制化进程都不利。

　　赵仕杰代表亦指出，群众“维权”的基础和意识正得到充分加强，“民告官”案件的激增是一个晴雨表。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红头文件”和法律“撞车”时常发生，必须注意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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