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征在庭上很沉痛 图/唐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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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原行长叶征，在退休前的四年时间内，频频利用手中权力，慷国家之慨，最终以受贿逾90万元的犯罪事实，换来了花甲之年的铁窗生涯。这个工作多年的正处级干部，为何晚节不保，堕落成温州金融界的最大“蛀虫”？叶征的蜕变，有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烂尾楼”牵出贪官

　　从1995年开工建设的温州中行办公大楼，即中银大厦，在1998年结顶时被发现有设计质量问题。这幢“烂尾楼”的出现，使得人们把审视的目光都聚向了当时以叶征为行长的温州中行领导班子。

　　早在1998年，就有群众向中行省分行金融纪工委举报，反映叶征等温州中行领导有经济违规问题。尽管叶征已于当年5月退休，但有关部门还是抽调力量进行调查取证。由于潜伏问题较深，此案当时未能取得突破。

　　2001年，中行省分行、省纪委专门委托市纪委调查此案，并于10月组成专案组开展摸底调查。同月19日，专案组突然得到叶征可能出逃的消息，立即对叶征等3人予以“双规”，并从其家中发现即将赴上海的火车票。

　　在此后展开的深入审查中，以叶征为首的“中银串案”逐渐浮现水面，共涉案43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人，科级干部7人。

　　违规借贷滑向深渊

　　从案情分析，叶征任行长时，温州中行当时的违规借贷较多，其中超额度贷款或化整为零变相超额贷款是一个重要手段。这两种违规贷款方式都是明令禁止的。据了解，温州中行单笔美金贷款额度最初为30万美元，后来增加到50万美元。

　　作为一行之长，叶征尽管十分清楚这一限额规定，但当“要好”的企业老板找上门时，他还是“来者不拒”，甚至自觉地帮助他们打“擦边球”，以致温州个别老板一遇到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就找叶征帮忙。对他们而言，温州中行是个取之不尽的私人金库。如温州某皮件公司最初美金贷款额度是30万美元时，经叶征同意贷了50万美元；后来额度增加到50万美元时，该公司老板陈某为了能贷90万美元，便在同一天分50万美元和40万美元两次进行贷款。1992年至1998年间，该公司在温州中行的人民币贷款总额也高得惊人，1996年最高时曾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再如谈到与我市另一企业家关系时，叶征交代，“(他)是我到中行后慢慢熟起来的。以前(他)经常有对我提出增加贷款额度等要求。后来两人关系好起来后，也不用他多提出了”。此外，叶征还多次通过拆借资金等方式，慷国家之慨。

　　公司老板陈某等自己都承认，如果没有叶征的贷款，企业早已跨掉。他们也正是冲着叶征的这些“帮助”和今后能得到继续支持，才送钱给叶征的。

　　身处“富庙”权力失衡

　　近年来，金融行业普遍实行了行长、经理、主任负责制。在这种体制下，一些人的“老板”意识强了。在他们眼中，这银行、信用社、投资公司就是他个人的，一切他说了算，每一笔资金他说了就能放贷，每一笔支出他批了就能报销。再加上对这些“一把手”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以致他们在单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无人敢对他们说“不”。其权力也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

　　叶征当年在温州中行亦是如此。叶征任行长后，对温州中行业务全面负责，而且直接分管人事、监察。他对信贷业务负总责，有权力监督每一笔信贷业务，并规定数额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要报行长审批。分管副行长不在时，也由他直接审批信贷业务。同时，由于当时金融系统对资金拆借、违规贷款等方面几乎没有明确的制约制度，上下级以及单位内部人员之间没有有效的监督，使得叶征在温州中行具有最高的决定权。叶征自己也交代，如果没有他召集会议通过或跟分管副行长、信贷处打招呼，如果不通过他，这么多的违规贷款是根本办不了的。由分管副行长签字审批“是一种形式”，“实质是我决定”。叶征也明白，“正是因为这种权力，(企业主)送钱给我，获得我对他的帮助”。也正是由于大权在手，叶征从1992年任温州中行行长之初，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从最初的2万元人民币，到3万美元，到最后的30万元人民币，“胃口”一次比一次大。

　　当权力的膨胀与贪欲的滋生同行时，堕落与罪恶也就为时不远了。

　　步入“五九”思想异化

　　其实，叶征也有值得骄傲的过去，被贴上“贪官”的标签是临近退休的事。现年65岁的叶征，1938年出生于永嘉县白云龙根村，早年家境贫寒，他是凭借着刻苦努力、勤恳工作逐渐被提拔的。在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岗位上，叶征曾做出一定的贡献，而他为官晚期步入犯罪深渊的根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面前，放松学习和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

　　古人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事金融工作后，叶征的社交圈大部分是大老板、企业家。他在接受别人请吃、请喝、请唱歌的同时，开始放纵自己，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渐丧失信念，热衷于金迷纸醉的生活。如某行贿人送给叶征2万元人民币时，就直接说：“这是给你平时晚上出去玩、唱歌、点歌的费用”。另据交代，此间约1994年，叶征还在一歌厅认识了20来岁的四川姑娘刘某，此后两人关系甚密。

　　作为一名正处级的银行行长，叶征其实并不缺钱。但为了退休后能够继续这种奢华生活，他从1992年也就是54岁左右，开始谋划着为自己的“今后”搞点钱了。如叶征在案发前一直存于北京光大银行的3万美元受贿款，他说原本是打算退休后养老和出去旅游用的。再如，叶征退休后，从1998年8月至案发前的2001年8月，还到我市一家他在任时曾“帮过大忙”的企业里当顾问，不仅有专门为他装潢的办公室，而且领了9万多元的工资。

　　私欲膨胀使叶征丧失了廉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据交代，叶征刚开始收钱时，“心里有点怕”，起先是推脱不要，嘴上还是说“借”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最后再有人送钱来时，他也就只说“不用客气”或“谢谢你”了。但他同时交代，“嘴里讲借好听一点，其实心里就想收下，不想还了”。因为他明白这些人是冲着行长的权力送钱给他的，而且他也给他们帮了忙，觉得拿点很“自然”。如行贿人周某交代，他送10万元给叶征时，“叶征没说什么就接了过去”，同时竟问与其一道的该行计划处魏某某：“你的呢？”此后，叶征与个别相熟的企业主喝酒吃饭时，还经常有意无意地讲“想买房投资但缺资金”等话，暗示他们给自己送钱来。

　　叶征的堕落，正如他自己反省的那样，“在温州特定的商品经济环境中，深受腐朽思想的影响，个人私欲膨胀，享乐主义充斥脑子，自己又快到退休年龄，而别人又是主动送钱，我也利用行长的权力帮了他们的忙。……我收受他们钱一是心安理得，二是认为别人也不知道。我现在真是后悔莫及了。”

　　叶征的案件教训深刻。犯罪与否，只有质的区分，没有量的差别。无论曾经做出多少成绩，贪念一生，节操就可能毁于瞬间。(温州日报 周永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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