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崔丽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越是对法治寄予厚望，人们要求司法改革的呼声就越高。因为这是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推进司法改革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注入了深入的理性思考。

　　有关人士认为，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中，审判程序及审判方式等《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所确立的39项改革目标和具体任务已基本完成。目前，司法体制改革已推进到“深水区”，须在体制上取得新的突破。

　　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指出，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审判活动行政化。长期以来，法院在一些重要环节上没有按照司法的专业工作方式从事审判活动，反而借用了行政工作方式处理案件和管理审判工作。有的地方把法官当做行政官员来管理，加剧了审判活动的行政化。二、法官职业大众化。相当一部分法官职业化程度不够。三、司法权力地方化。由于人民法院的产生、法官任免、司法经费等都在同级地方政府控制之下，导致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于破解这三大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

　　山西代表陈大豪在审议法院工作报告时说，长期以来，法院审判活动存在行政化倾向的突出表现是，法官判案要层层请示、上报，一个基层法院的案子有可能请示到最高法院。这种审判中的“请示制”，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检察院的抗诉权，以及基层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危害不小。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玉臻代表说，针对这一问题，法院进行改革，强化了合议庭的职责。目前，除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依法自行裁决，并对裁判结果负责，做到权责一致。

　　肖扬说，法院正逐步转变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强调院长、庭长要担任审判长直接审理案件。

　　“去年我开庭主持审理了一起案件，今年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审2到4起。”民革中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亲自审案十分看重：“我们为之感到自豪的称号是大法官，连肖扬院长也说想要开庭。”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大力推行院长庭长办案制。该院副院长王振清说：“法院里的‘长’应切实负起审判职责，不要因为成为‘长’而消失了一个优秀法官。”

　　法院里的司机、打字员等，似乎够了年头，自然就会转为法官。法官职业的大众化一直深为人们诟病。

　　目前，法官职业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在稳步推进，要实现法官精英化，缩减法官人数，提高法官任职门槛，推行法官逐级选任。法官助理制度已起步，书记员也将成为单独序列，改为聘用制。

　　有数字显示，与1995年相比，法官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增长了1.8倍，研究生学历的增长了2.3倍，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减少了一半以上。目前全国法院系统已有硕士、博士3774人。最高法院的曹建明、万鄂湘两位副院长还是博士生导师。

　　万鄂湘委员评价说，法院几年来在加强审判工作、推进改革中取得的成绩令人注目，解决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的难题，通过法院自身不断改革是能够取得成效的。

　　相比之下，冲破司法权力地方化，可以说是司法改革的攻坚之战。为此，民革中央、致公党首次联合提交提案，建议设立7个跨区域民商事法院。同时，还有许多代表委员提议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吕忠梅等代表提出要修改《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

　　代表们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能力对全国的司法改革进行指导策划和组织安排，把司法改革提到全国通盘考虑的层面，实现司法改革的统一目标。

　　肖扬院长在工作报告中表示，将协同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建立能够抵御各种干预的机制，着手研究法官设置和人财物管理等体制改革。

　　有关人士指出，这预示着一场司法改革的攻坚战即将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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