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下午2：30，由中国城市出版社组织的“诚信与维权专家讲座暨‘信任理论文丛’与‘城市居民维权丛书’新书发布”在王府井书店7楼会议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高祥阳、陈宇等专家就中国的信任危机、杀熟的原因、日常生活中普通市民如何理性维权等问题进行专题讲座并媒体记者和读者恳谈。

　　大众传播学博士何玉兴发言中说：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信任是最

高的维权，维权是最低的信任。真正的维权、深层次的维权，应该从重建信任做起。何博士介绍了国内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和译介动态：一是郑也夫的《信任论》，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和有理论深度的信任研究专著；二是由中国城市出版社推出的“信任理论文丛”。文丛共3本，汇萃了国内外关于信任问题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三本书之间，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一书偏重基础理论，外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态学家集中讨论信任问题，形成了这本文集异常宽广的理论视角；《中国社会中的信任》是信任问题的中国研究；《组织中的信任》是不同专业的一流学者关于信任问题的论文集，此书虽然包含理论，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经验和应用性研究，可能更适合管理学研究者，乃至置身管理一线的实践家。这套文丛将为中国社会时下关于信任问题的讨论增添坚实的学术资源，拓展思考的宽度与纵深。

　　比如，读者比较关注的信任危机和杀熟问题，北京大学的彭泗林先生将信任危机概括为六种表现：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不信任，并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外人的不信任；对管理者及执法者的不信任；对法规制度的不信任；对基本价值观的不信任；中国人民大学的郑也夫先生认为，中国的信任危机，主要是因为信任所依赖的人格系统、货币系统、专家系统出了问题。货币系统方面，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认为无产者不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三角债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一大障碍。专家系统也发生了问题。高考作弊、论文100%的通过率、买卖文凭、可以编一部《新儒林外史》的职称。等等，使我们的专家系统大大贬值。人格信任和杀熟问题，从生物学方面分析，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同类之间的嫉妒、竞争是最残酷的；从历史因素回顾，长期单位制度积累的熟人之间的不满和怨恨，是杀熟现象产生的温床；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是中国杀熟的先河，撕破了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的温情面纱。当商业社会提供了机会时，便开始了惨痛的大规模杀熟。

　　关于对策和办法，郑也夫认为，应该建立人们追求长期效益的制度，一是产权，有恒产者有恒心；二是记录，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避免短期行为。应该增加社会上的可识别性，健全我们的识别系统，增加专家的可信度。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产权促进当事人对自己名誉的重视，应该将社会生活的空间留给民间，让信任在民间的社会生活中逐渐生长。彭泗林认为，应该健全监督机制，应该将道德建立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应该调整人际交往的规则，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人际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高祥阳博士、陈宇博士认为，在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在提倡重建信任的同时，利用法律手段维权显得更加现实。当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如何面对？维权到底维护的是什么权利？维权的合法途径和方法有哪些？在不同的领域维权都需要哪些法律依据？怎样才能做到理性维权？中国城市出版社推出的“城市居民维权丛书”以普通市民为读者对象，以最新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为依据，紧密结合当前社会现实和现阶段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满足广大居民日益增强的维权需求，详细全面地解答了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诸多方面的法律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使读者“事前看看——心中有数，维权看看——遇事不慌”。丛书共6册：《保险投保·索赔理赔·投保人维权完全手册》、《医患纠纷·医疗事故赔偿·患者维权完全手册》、《婚姻财产·离婚制度·家庭维权完全手册》、《劳动人事权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完全手册》、《购房置业·住房按揭·业主维权完全手册》、《财产继承·遗嘱公证·继承诉讼完全手册》。高祥阳博士形象地比喻说：这套丛书是“法律知识的快餐”，是“贴身又贴心的便携律师”。关于如何增加大众的法律知识，高祥阳博士说：对于饥饿者，是给面包？还是给猎枪？答案应该是：两者都不给，最应该给的，应该是饥饿意识。只有这样，才会事半功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饥饿问题。希望丛书对于建立诚信社会、健全信用制度、净化都市人的心灵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何玉兴博士最后说：“3·15”是从消费的最后一个环节来解决消费者的维权问题，而“重建信任”是力求从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的源头问题。关于减少假冒伪劣问题，信任建设是使其“不想为”；制度建设是使其“不能为”；法制建设是使其“不敢为”。

　　物质意义上的诚信是果，精神意义上的诚信是因。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和天性。一个不诚信盛行的社会，一定存在令不诚信者的收益大于诚信者的收益的制度环境。理性的经济人，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已，是制度在“引导”或“诱使”利欲熏心者们不诚信。一些企业之所以不注重“信用”，与违规成本过低密切相关。如果有一种制度，无法使拥有诚信的人获得相应的利益，那么还有谁会试图拥有它呢？如果有一种制度能保证拥有诚实和信用的人获利，不拥有的人遭殃，那么谁敢不拥有诚信呢？

　　诚信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青岛“海尔”也不是仅仅靠一句“真诚到永远”打动广大消费者，而是以真诚的服务赢得了大家的信赖。今天的消费者越来越理智和成熟，靠坑蒙拐骗，虽能牟取一时不义之财，但决不是一个希望做大做强做优品牌的选择。

　　诚信的建立和维系，依赖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健全的法制、严厉的监管、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广泛的舆论监督。诚信危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去改变人们的意识，在全社会广泛倡导诚信观念，普及信用管理知识，推动社会信用体制早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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