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继深圳、北京之后，广州中院也对刑事被告人押解去法庭途中戴上头套。这一参照国际惯例的做法，其积
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人未经法院判决即为无罪，被告人有权获得人格和隐私保护。但深入探究我们奉为圭臬的国际惯例
，不免感觉击掌相庆为时尚早。法治发达国家为何要定这一规矩？在于被告人能公开露面的场合，只能是在押解途中，庭审过
程是不向社会公开的。美国的一些大案，如辛普森案、安然公司案，无论报纸还是电视报道，都只有人工绘制的“庭审模拟图
”。我们也时常看到，香港记者苦候在法庭外
，拼命追逐囚车的场景。难怪在我们的记者抱怨法院限制采访时，国外同行已非
常羡慕我们的宽松环境了。想来也是。我们的记者可以进入法庭，可以采访法官，甚至对庭审进行现场直播。中央电视台直播
过“綦江塌桥案”，广州电视台直播过“陈旭然被害案”、“两枪一斧案”。这些，以“进行法制教育”、“普及法律知识”
、“震慑犯罪”的名义进行，出发点并无不妥。笔者有幸，曾在广州直播一宗刑事要案时询问一名法院人士：“这么多被告人
，有没有可能判无罪的？”答曰：“绝对不会。”如果不是“先判后审”的话，此言鲜明地反映出有罪推定还存在于一些司法
人员头脑中。目前，我国法院将是否允许采访庭审的权力赋予审判长，《庭审规则》规定：新闻记者进行记录、拍照、摄像，
须经审判长同意。新闻界对这一条规定耿耿于怀，以为是限制采访权。其实，此举相对于国外没得商量便拒记者于法庭门外，
已经是充分尊重记者的采访权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在此体现无遗：突出法律的政治和道德教化意义，并不太重视当事
人在诉讼中的权利。打官司意味看隐私公之于众，名誉化为乌有，于是“惧讼”、“厌讼”成为遇到纠纷时的当然选择。
被告人押解途中戴上头套，当赞。笔者更关心的是，被告人进入法庭后怎样？肯定不会戴着头套受审(那样的话，就
是虐待被告人了)，如果法庭里记者云集，镁光灯大作，直播镜头锁定被告人一举一动，录音机话筒摆在他面前，押解途中戴
头套还有何意义呢？所以，除了戴头套，我们还需要更重要的措施来保障被告人的人格权(包括隐私权)，就庭审报道而言，
未必一概“封杀”媒体，但事先征得被告人的同意，或者退一步，事先告知其言行将公开，恐怕是应有之义吧？公众有知情权
，记者有采访权，这两种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它们的实现有赖报道对象的“披露权”。对罪犯无须经过其同意即可报道其犯罪
事实，对被告人无疑应尊重他们的“披露权”。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其人格权(包括隐私权)较正常公
民必定有所限制。他无权拒绝在一定范围内(如庭审人员和旁听人员)公开其隐私，并遭到一定范围内舆论的否定性评价。所
以，于平先生所言：被告人“不仅需要一只头罩，也许他更需要一套西服，一根领带”(见昨日本报时评版)，对他们维权未
免维过头了。□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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