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深圳市近日出台一项新举措，要求领导干部借了单位公款的，必须限时归还。该市监察局表示，将从制度上查找造成 这一问题的原因(见本报前天报道)。我想，仅仅“查找”是不够的，还要拿出根治的办法。在“单位人”尚未完全转变为“ 社会人”之前，公款私借(有时未必以借的名义，但有借的实质)作为一种单位内部的救济手段，仍有存在的必要，但

对其负 面作用却不能不加以警惕。公款是对其所属主体————行政事业单位而言，企业“公款”的法律定义是“资金”，但两者公 有财产的性质是一致的(为行文方便，下述“公款”所涉包括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计划经济时代，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互 帮互助思想的指导下，员工向单位借钱，虽不提倡，也不禁止。这一做法延续至今。如今，是否允许公款私借，没有明确的法 律条文给出答案。有的地区和单位用内部规定予以禁止，有的仍然实行。为了增加融资渠道，国家承认乃至鼓励民间借贷，不 禁止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行为。最高法院1999年通过的司法解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 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由此观之，员工 向单位借钱无法律障碍，但其用途只能限于个人生活，如果用于经营，就成了用公款谋取私利。从公款私借的效果看，它虽能 帮助生活困难或有急需的员工解燃眉之急，但这点好处相对于其弊端，实在是微乎其微。相对于领导从中中饱私囊，普通员工 受惠太少。许多情况下，它已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温床和犯罪的烟幕。公款不充裕时，私借出去必然影响单位运转，这时领导 一般不会批条放行。公款充裕时，领导也许就振振有词了：“与其让钱闲着，不如借给私人，约定高息，也是为公家谋利嘛！ ”云云。有这样的主观动机和实际行为，虽由个人决定也是单位行为，的确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但借款无法收回，领导仍 应承担党纪政纪责任。借给员工，可以用预支款的形式，逐渐从工资中扣除(笔者以为，公款私借应采取这种形式)，收款没 有太大风险。但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借到大额公款的人，要么是领导自己，要么与领导有特殊的人际关系或交易关系。也许借 钱是幌子，挪用才是实质，最终难脱与腐败的干系。领导身兼贷款人与借款人双重身份，往往不会为自己设定严谨的借款合同 条款，如约定利息、提供担保、按指定用途使用借款、到期必须归还等。钱一旦借出，便如泥牛入海。南方都市报昨天有一则 报道称，广州市厚德轮胎供应站原正副经理被一名无业人员以“高息”所诱，将535万元公司资金“借”给他豪赌，结果血 本无归。两经理双双因此受审。按照刑法有关规定，领导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非法活动、 营利活动，或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应认定为挪用公款(资金)罪；有能力而拒不归还，更构成贪污(侵占)罪。某些领导不 能再不以为然了。□本报特约评论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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