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修改《劳动法》的议 案，其主要内容涉及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改革，他指出，现行制度规定60天以内不申请仲裁就失去了仲裁的权利，大大限制了 劳动者的权利，建议延长。3月30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指出，不少人想打劳动争议官司，但是不敢打，原因就是劳

动争 议仲裁存在着“跑马拉松”问题。方潮贵指出，改革必须涉及劳动争议仲裁实体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 行政、司法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我们很高兴此一改革先声发自广东省。据悉，广东省1999年的劳动争议案件是3·5万 件，2001年是4·5万件，去年更上升到5·8万件，广东省的劳动争议案件占了全国的1／3，劳动争议案件的涉案标 的很大，2000年至2002年为15亿元，仅去年就达9·3亿元。无疑，数目如此庞大的劳动争议案件不可缺少一种可 操作性强并趋向公平的机制保障，因此，改革现行仲裁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就成了当务之急。它不仅因为现行的仲裁机制已经 不能适应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更因为非实体化的仲裁机制有碍“减缩社会代价”的重要原则。社会学的深层理念就是“增促 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所谓“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 最低限度、缩小到最小的范围的办法。劳动争议事件是社会领域出现的一种矛盾纠纷现象，正因为此，仲裁机构应运而生。在 社会学的层面上，仲裁机构的使命就是化解矛盾，实现公平。那么，到底是使矛盾得到缓解或消弭，还是使之得到激发或扩大 ，无疑关系到社会代价的低或高。不容回避的是，由于一些地方仲裁制度乏力，存在着一种社会代价居高不下的现状。近年来 一直高热不退的“欠薪”话题，以及屡屡发生的一些企业明目张胆地侵犯劳动者权益的事情，一定程度地暴露出制度设计的不 足，从而导致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一方面，因为权益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 ，承担更重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由于制度无法起到决定性的公平裁判作用，造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恶化，甚 至形成了某种对立的局面，不仅已经威胁到社会强者的既得利益，而且也加大了社会本身的运行成本，使得社会为谋取发展所 付出的代价愈发沉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仲裁机构本身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也增加了这种社会代价。正如方潮贵 指出的，目前一些仲裁部门“机构设置、人员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基层仲裁员，达不到职业化的要求，制约了劳动争议仲裁工 作的开展”。从机构设置的用意来说，仲裁的职能就是尽可能地减缩一些不必要的社会代价。应该说，现行的仲裁体制在减缩 社会代价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体制渐渐显出不大适应的一面来。那么，改革现行仲裁体制，完 善仲裁职能，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减缩社会代价，更能体现社会管理与时俱进的要求。从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 厅厅长方潮贵的议案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本报评论员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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