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此处查看其它图片

　　新一届中央政府在平静的氛围中诞生了。

　　我们应该对它有何期待？它会带给中国人一个什么样的五年？

　　媒体已经把形形色色的期待展示了出来。但是，没有人知道，哪些是一个行政机构有心无力的问题，哪些是一个五年任期的政府难以根治的痼疾，哪些是一个统领全局的中央政

府无法也无需介入的领域？哪些能真正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动力？

　　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激情。没有激情，落后无法赶超先进；没有冷静，狂飙会导致翻车。同时，我们需要自问，是否带给了新政府用以解决问题的足够资源—这包括环境、时间、金钱、人力以及舆论等？

　　新政府的政策图景正在缓缓展开，一些简单的线条和色块只是勾勒出整个图画的轮廓，它的气韵还不能让人完整地感受到。不过，这些片断已能透露相当的信息了。

　　在“修复”中前进

　　每个人都会记得五年前朱镕基履新时的一番铿锵有力的讲话。在运转一年后的总结中，本刊以《改革总动员：摸着地雷过河》为题概括了其施政要点。当其时，中国历经1994～1996年的宏观调控之后，经济发展颇显疲软，改革乏力，亟需强势推动。新政府的施政以各项经济改革为龙头，以提升中央可用财力为核心，以经济增长速度为目标，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五年过后，在评论家们看来，其得失成败都极为鲜明。这种施政特色，既与朱镕基的个性相吻合，也与时代的要求相呼应。

　　一项政策的影响和成效有时需要更长的时段才能显现。但无论其结果如何，五年前那一届政府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施政不是在实验室里简化了外围条件的理想操作，它需要时时与环境互动。而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改革理想主义者”之所以常常沦为笑柄，就因为他们的“完美方案”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现实。他们的教训早已证明：仅仅关注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在随着时代之舟前进。

　　今天，当我们试图在解读和期待的交织中关注又一届新政府的施政方针时，时代背景的变迁是不得不考虑的关键因素。这种变迁，划定了这一届政府的职责和任务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边界内，我们的期待才有现实的根基，才不至于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如果说，上一个五年的时代主题是经济增长的“突进”，那么，下一个五年的时代主题应是社会关系的“修复”。而更为复杂的挑战是，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驶的汽车，如何在保持前进速度的前提下进行一场无法延迟的“检修”？技艺高超的军人和警察能够向我们展示如何在不停车的状态下更换摩托车轮胎，但再高明的精英也难以在这种情况下在汽车上做同样的操作—这已大大超过了正常期望值的极限。

　　事实上，温家宝在担任总理后的首次亮相中就清楚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现实的看法，这是新政府未来五年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关注政策，首先需要关注总理对当前现实的判断。

　　在他“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中，他重点记住的是这样几个数字：

　　.中国的劳动力有7.4亿，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只有4.3亿；

　　.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2亿，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目前没有摆脱贫困的3000万左右。如果将每年人均收入标准从625元再增加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

　　.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GDP总值的50%。

　　总理坦承，这几个数字，已经点出了中国的三个核心问题：农村问题，就业和贫困人口的问题，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

　　这些问题实际上可以归为一类，即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就像一架机器，在长期超负荷运转后，一些得不到良好维护的部件已显疲劳。全球竞争不会给任何国家留下停车的机会，中国之车也需要边修边前进。这是新总理眼中的时代现实，也是他的时代任务。

　　“修复”没有“突进”那么耀眼和激动人心。不是大刀阔斧，而是耐心细致才能收“复原”之效。一个“温和的，但是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温家宝自述)应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适当人选。

　　政策基本点

　　在一份媒体的“两会”特刊中有一段生动的论述：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在几年前的判断仍值得倾听：“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

　　那些明确的受益者是谁？在80年代，他们是联产承包制的农民、个体工商人员和深圳特区的拓展者；而在90年代，他们成为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而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

　　如果要为这段论述作一个补充，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政策的基本点不仅需要明确受益人，而且需要建立简单直接的利益模式。就好像企业界常常谈论的商业模式一样，过于复杂的东西往往不能持久，并很容易让迷惑的投资人敬而远之。

　　大而空的目标，抽象或者小圈子的受益主体，这些都难以带来民众的支持，只有能被大多数个体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才能成为改革持续下去的推动力。

　　在过去，或在其他国家，一些同样将目标最终指向大众利益的政策为何有时不受欢迎？可能因为绕了太多的圈子，也可能因为需要民众承担短期的损失。而远见和洞察，这不应该是施政者对普通人的要求。何况，太长的利益转化链条往往是不可靠的。

　　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白领、企业家，他们对政策的评判，其标准除了利益，还是利益。

　　从这个含义上讲，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指向具有转折性意义。将“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将提升农民收入、加强对城市贫困人口的保障和向失业工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作为努力方向，对于大多数个人来说，这样的政策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期望。他们虽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也是构成民心的大多数。

　　多年前，经济学家们就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的神秘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及个人似乎分处翘板的两端，作此起彼伏的摇摆。而许多的政策和改革也在这两端利益的照顾上进退两难。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大头、中头和小头上的三角博弈已持续多年。现在，又到了向失衡的一极倾斜的时候。

　　我们更期望，这种政策的转折不仅仅是一次追求平衡的短期归位，还应该是向政策基本点的长期回归。

　　聚焦思维

　　20多年前，当卡特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落败后，政治分析家说，事必躬亲的卡特提出的目标太多，以至被政治对手逐一击破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接任的里根只专注于“赢得冷战”这一件大事，最终得到美国人更多的支持。

　　一项政策意味着一张支票，这既表示从国库中获得预算，更代表着向民众派出利益。它的兑付是施政者摆脱不了的压力。相对整个社会而言，政治家拥有的资源再多也是稀少的，它们需要用在刀刃上。

　　政治人物如何在雄心和资源、能力方面取得协调一直是个世界级难题。这样的难题也面对企业家而存在。那么，看看企业家们的解决之道。

　　经过多年的实践、碰壁、研究、争议、总结后，企业家们终于达成了大致的共识：惟有将公司的目标聚焦，才能创造长久的成功。当目标开始分散，它就会失去力量。专业化经营比多元化经营有着更大的成功概率。

　　毋庸讳言，本届政府承担着多重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温家宝总理对今后工作的“一、二、三、四”的概括中，包括了保持经济发展速度、继续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扩大对外开放、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财政的增收节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以及推进农村改革、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等目标。比较而言，这些任务有相当部分是对以前破题之作的延续和继承。而带有强烈温式风格的目标则明确而简单：对弱势群体和地区的大力扶持。因为，它们已成为中国社会机器的疲损件。有理由相信，外柔内刚的新总理在这个集中的施政目标上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而中国的改革历程已表明，当中国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突破时，当社会发展的短板得到修补后，中国便会真正坚实地向前迈出一大步。

　　是润滑剂而不是汽油

　　政府与市场应该有多近？这不是一个老学究的问题，对答案的不同理解直接决定了国家预算结构的差异。

　　在已经超过1.1万亿的中央财政收入中，多少归入人的发展，多少归入物的发展；多少用于东部，多少用于西部；多少留在中央，多少转给地方……这是一届政府解决一切问题的具体体现。

　　积极的财政政策曾引来诸多经济学家的争议，大家关心的是长期的巨额财政赤字能否消化？但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资金的去向。在新一届政府，这一政策得到了延续。不过，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在2002年的预算，乃至过去五年的预算中，促进经济增长是首要目标。6600亿特别发行的建设国债带动了全国3.28亿的项目总投资。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每年能将增长速度拉升近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资金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环境逼人的非常之举。

　　在2003年的预算中，虽然继续发行1400亿元建设国债(其中11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250亿元代地方政府发行)，但国债资金主要用于续建和收尾项目，而继续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使用方向和结构，重点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中西部地区等方面倾斜。引人注目的是，预算案中明确规定，一般性支出原则上实行零增长，主要是加大重点支出项目的投入和保障力度。

　　这五大项重点保障的支出是：一是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三是保障教育、科技。四是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五是增加国防支出。在向全国人大的报告中，财政部长单独详细介绍了前两项支出的具体安排。它们在预算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环境变迁，施政的方向也要变迁。预算结构的变化已经显示，新一届政府将向中国之车注入更多保持平稳运行的润滑剂，而不再是提升速度的汽油。

　　从长远看，现代政府的功能应该主要是促进人的发展—他们的福利、安全、自由和基本权利，而将经济建设的重任交还社会。人是连接一切活动的关键，而适当的保障则是文明社会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即使是在一个赶超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介入也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一个非经济组织在经济体系的强势存在，既容易破坏市场的生态平衡，留下诸多后遗症，也容易导致腐败及经济运行的高成本—众所周知，惟有现代企业制度下的经济个体才最有效率。而在政府官员中间，施政成本还不是被普遍重视的概念。

　　搭台还是唱戏

　　回顾中国改革史，可以发现政府自身定位的不断变迁。

　　在党政分开初期的80年代，可谓党委搭台，政府唱戏。在此后的90年代，当经济大戏唱到跳跃翻滚，激烈昂扬的时刻，中国也在一系列政治法律领域运作频繁，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可靠的舞台，并让更多不适合留在舞台上的政府部门走下来。可谓政治搭台，经济唱戏。现在，是让更多的“职业演员”—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国企、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和不断增加的外资企业表演的时候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才是新时代各自更准确的定位。如果说现实不能给我们提供完美的环境，那么，在渐进之路上的开步理当由中央政府来完成。在从经济舞台上落场的同时，把逐步退出的时间留给地方政府。

　　在十六大后的新格局中，地方政府事实上获得了更多自主发展经济的权力。甚至在政府机构改革上，也不再强求地方与中央对口调整，而是让各地根据本地情况灵活操作。这实际上也为中央政府将施政目标更多转向“修复”之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重新为中国的企业搭建一个平整、坚固、宽广的舞台，为所有愿意展示才华的人提供空间，并为从台上掉下的人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政府的未来之路。

　　修复疲损的零件，注入足量的润滑剂，从唱戏的行列中退出。对新一届中央政府，我们已不能要求更多了。当五年后他们能真正做到这一切时，人民一定会以最响亮的声音为他们喝彩！本刊记者张良

　　我向总理说实话--倾听十位中国公民的声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