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杜智娜

　　【提要】：近几年来，北京的高校中，当一些校园“白领”以讲课、编程、设计等方式展现自己的才能时，一支悄然兴起的校园“写书族”却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打造自己的贵族生活。

　　一般人看来，写书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不是专家教授或博学多识的人不能当作者，然而一般读者可能很难相信，目前市场上的相当一部分图书出自高校学生之手！在学术气氛深厚的大学校园里，天之骄子们在自己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在忙着为他人做“嫁衣”。

　　有数据表明，大学里在不同程度上“编过书”或“写过书”的学生高达40%，不少人还把这段“编大型文史工具书”的经历写进求职简历。据记者调查，在文科学校里，几乎一个宿舍四个人里有三个写过书，而且以女生居多。

　　心酸的“律考族”

　　“写书不难，但要钱难。”在提到第一次写书的感受时，“写书族”之一的何红十分无奈地说。

　　2003年3月5日，《法律与生活》半月刊的记者走进了北京某名牌大学法学院2号研究生楼的318宿舍，三个女生向记者讲述了她们写书的经历。

　　何红在研二的上学期才开始写书的，第一次写书是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介绍的，因为是朋友介绍，所以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她也只知道对方姓郭，是一个律考辅导班的负责人。这位郭先生想将律考教材中的重点知识提取出来，编成一本书，以便于不是法律专业却又想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人学习。何红说：“律考教材中的内容本来已经很少了，而且都是很有权威的教授编的，不可能再提炼了。再者说，知识过于精炼，不利于初学法律者看，许多知识他不知道，根本看不懂这么简单的书。”同宿舍的人都同意她的看法，惟有郭先生不认同，他执意让何红自己策划一下这本书该怎么写，并提出给她千字40元人民币的稿酬。这是一个不菲的价目，目前千字20元人民币在“校园写书族”中是比较通行的价格。这样，何红决定先尝试一下。她很认真地策划了一本她认为比较适用而又符合郭先生要求的书的提纲，并先写完了《刑法》部分。谁知郭先生看后，横挑鼻子竖挑眼，说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提出将稿酬降为千字20元。为此何红很不满意，一场争执后的结果是郭先生以千字30元的稿酬支付何红已经写完的《刑法》部分，并以同等价格让何红继续写其他部分，何红拒绝了。“这就是教训呀，以后是谁都得签合同。”说到此，何红自嘲地笑了。

　　与何红相比，同宿舍的王晶和刘笑然似乎要幸运很多。两人合作为一个书商编写司法考试的模拟题。“2002年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司法考试后，我和笑然这两个拿了律师证的人又幸运地通过了司法考试。”王晶很谦虚地说。“去年放暑假前，在我们宿舍楼前的海报栏上贴了一张纸，我一看就知道又是招聘写书的作者的海报。像这样的海报在我们学校随处可见。海报上写的是‘招聘司法考试模拟试题编写人员。条件：1.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学法律的研究生;3.对待写书认真负责；稿费面议；有意者请与于××联系，电话：××××××××’。我一看我就符合条件呀。平时总能见到同学写书，据说收入不菲，想到自己这个暑假没什么事，决定试试。因为怕工作量太大，自己做不完，我便把笑然拉上了。”

　　“于××是一个30岁刚出头儿的男人，他对人态度和蔼，我们都叫他‘老于’。去参加面试的人可多了，我们看到的就得有三四十人。幸运的是老于选中了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俩不仅过了律考还过了司法考试吧。”王晶很健谈，她把写书的经过十分详细地告诉了记者。“老于想得很周到，签合同是他提出来的。因为最初我俩都没有想到，也没做准备，所以当时签的合同条款比较少，后来我们多次做了补充，老于都同意了。从这点儿看来，他挺好的，毕竟我们后来补充的条款都是有利于我们的，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合同已经相当完整了。学法律的嘛，要有绝对的法律头脑。”

　　刘笑然告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老于是个很认真负责的人，他对她们要求也很严，对于她们写出来的题是不允许出错的，他想把这套书一次性做好，以后每年只做小的改动，不必重新整理了。为了这套书老于也真下了“血本”了，王晶和刘笑然可以打车去他家，还可以买相关的书，他都报销。当然，王晶和刘笑然也在很负责地编书，“我们要对参加司法考试的人负责，司法考试被喻为‘中国第一考’，本来就挺难考的，怎么能再害考生呢？”为了编书，老于给她们提供了许多资料，在编写过程中，两人发现这些书上有许多的错误，甚至在历年考题中，同一个题，不同的书竟有不同的答案！“我们都想把这些书上的错误给改过来！”刘笑然笑着说。

　　说到出版问题，刘笑然说那是书商的事，即使书出版了她们也不是主编。“书商通常是用知名教授的名字做主编，我们的名字只能排在后面。”王晶猜测书商会给教授一定的钱，如果因为书发生了什么纠纷，教授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不过那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在稿酬方面，两个人也没有对记者隐讳什么，王晶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她们的稿酬是千字30。“我们比何红要好得多，因为不是熟人介绍的，可以不必顾及朋友的面子，有合同在手，要钱相对容易一些。目前我们已经拿到了三分之二的稿费了。”

　　最后王晶对写书提出了她的担心，“经历过这次编写司法考试参考书，我的心里酸酸的，最大的感触就是要参加司法考试可不能随随便便地买书，遇到我们这些负责的人编的书还好，如果编书的不负责，会害了考生的。”

　　对于目前司法考试教材充斥市场的现象，王晶的担心是有必要的。2002年参加了司法考试的侯小晶先生就因“指定教材错误百出”而要用法律讨公道。今年，司法考试的时间未定，大纲未编，教材未出，但在各个书店就已经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国家司法考试“专用教材”。大部分都在封面的醒目位置标有“国家司法考试编委会”、“司法考试专用教材”等字眼，致使准备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眼花缭乱。

　　可是，谁又能独具慧眼，辨清真伪呢？ “你懂编程你就能写书”

　　他，在校理科学生，编写过计算机书籍，但不想面对记者，记者只能在腾讯QQ聊天室里通过对话的方式采访这位网名叫做“宇宙”的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

　　宇宙：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个选题，但我愿意以这种方式接受你们的采访。

　　记者：谢谢你的支持。你写过几本书了？

　　宇宙：不算给导师写书，应该是写了五六本了吧。

　　记者：给导师写书？

　　宇宙：是的。导师每年也有写书任务的，有时候他们太忙了，就会让我们替他们写，然后署上导师的名字。

　　记者：稿费怎么算？

　　宇宙：怎么好意思向导师要钱呢？不过大多数导师都多多少少会给学生钱的，我的导师给我了。

　　记者：我们就谈谈你给书商写的书吧。你是怎么和书商联系上的？

　　宇宙：那还不容易，北京很多大学校园的海报栏里，都会有招聘图书编辑、畅销书撰稿人、翻译的广告。真的，你可以去看看。我就是从那上面看到的。

　　记者：海报上怎么写的？

　　宇宙：无非就是“现诚招编写计算机书作者，软件包括photoshop，flash mx，等。图书面向中高级读者。希望作者有一定的技术功底。有意请联系139××××××××徐××”这一类的吧。大都这么说。

　　记者：那你们之间有什么合同或协议吗？

　　宇宙：没有，那是文科生做的事。我不怕，现在计算机书很畅销的，我写了他不会不要的。即使他真的不要，我也可以给别人。

　　记者：你主要写些什么？

　　宇宙：基本上集中在比较流行的软件指南或者是计算机语言方面，还有计算机的一些基础知识。其实没什么东西，都是老一套，比较浅的知识，估计你也能写。就是编程难点儿，不过那些程序都是一个模式，如果你懂编程你也能编书。

　　记者：不愧为清华理科的高材生，知识就是渊博呀。

　　宇宙：这有什么呀，一个程序而已。我们写书和文科不同，不看字数，看页数。一个程序我就能写上两页。无非就是到程序中的新的一步了，我把前面的几步再重复一下。

　　记者：那前面的几步重要吗？

　　宇宙：没什么，只要从头学这本书的，到了新程序，不要前面的几步也能看懂。我不是为了凑页数嘛。

　　记者：那你写书的稿酬一定很高吧。

　　宇宙：还行吧。一本能挣个几千。前两天刚接了一个活儿，介绍FTP（一种网络上传下载软件）的，一本书二百多页，一页二十多块钱吧。

　　记者：这么多！

　　宇宙：不算什么，我听一个同学说，他的朋友写计算机书，六天挣了一万。

　　记者：一万！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呀。

　　宇宙：其实书商挣得还多。他们为什么找学生写书呀，便宜呀！他们要是找老师写得付多少稿酬呀，这才多少呀，差多了。再说学生有干劲、写得快，找老师写，可能老师会没有时间。

　　记者：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

　　宇宙：这是书商的事，我们写书也不会用我们的名字，我们算什么，没有卖点儿，署谁的名字谁负责呗。

　　记者：你写书的目的是什么？

　　宇宙：很简单，挣钱呗。都上研究生了，再花父母的钱有点儿不忍心，父母挣钱也不容易。

　　记者：你怎么看待书商？

　　宇宙：说实话，虽然他们能挣大钱，但也很不容易，我们写完了书，一交就没事了，他们却要修改、排版，有时候出版社还给打回来，这也是常有的事。他们是在一些小的出版社出版的，有时候要等书号，但是软件更新的速度现在快得出奇，往往一等再等之后这本书就没法出版了。

　　记者：如果不能出版了，书商还能给你们钱吗？

　　宇宙：这得看是谁的责任。如果是他等书号没等来，书上的内容过时了，那是他的责任，他当然得给我钱了；如果是我的书写得不好，出版社不给出版，那我就拿不到钱了。说实话吧，如果书出版了，书商告诉我没有出版，我也不会到书店去看有没有的。或者，如果是他的原因没有出版，他告诉我是我的书写得不好，我也不知道呀。这就靠书商的良心了。

　　记者：你觉得你写的书怎么样？

　　宇宙：唉，说实话吧，不光是我，别人也一样，写完了自己都不看，太滥了。当然，也有认真写的。我的同学总说我太不负责了，不好意思了，也就是这种方式吧，要是面对面采访，我不会告诉你这些的。

　　记者：谢谢了。那你常买书吗？

　　宇宙：我从来不买这些书，我的同学也是。因为书都是我们这种人写的，看和不看一样。我只看我们发的教程和导师指定的书。

　　……

　　采访完“宇宙”，记者再也不会对“教授批评滥书”表示怀疑了。据报道，一位大学教授在面对粗制滥造的图书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书商的眼中只有钱。他们在做生意，而书是他们的货物。那么，对于从事‘做书’的大学生们来说，书又是什么呢？”

　　也许，只有认真“做”过书的学生才能明白书是什么。

　　“知识渊博”的大学生

　　“我这不叫写书，叫攒书。如果说我是‘枪手’，那么电脑就是我的‘枪’，别人的书就是我的‘子弹’。”这是写书高手杨亦磊的自白。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的记者在北京某高校中文系15号楼317宿舍里见到了杨亦磊。当时他正在电脑前忙碌。“目前，我的工作就是攒书。”杨亦磊说。

　　已经上研究生二年级的杨亦磊告诉记者，他们研二下学期的课很少，这便给了他写书的时间。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更容易被书商选中，他可是书商眼里的“摇钱树”。

　　“我是从大学本科三年级开始写书的。”杨亦磊在保存了电脑中的资料后，开始了和记者的谈话。“当时那个书商是同宿舍的舍友找的，他联系好了却又不想写了，就交给我了。我已经给这个书商写了四五本书了，最初常给他写，他对我也很好。后来他发达了，也就不怎么和我联系了，我就换了一个书商。”

　　杨亦磊告诉记者，最初的那个书商只有二十七八岁，是重庆某名牌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他并不知道那个书商真正的名字，那个书商告诉杨亦磊他叫“徐风”，但他又告诉别人他叫“张浩”，也许他还有别的名字。给过他书的人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名。“我认识徐风的时候，他做这行才刚刚起步。他当时对我们这些‘枪手’可好了，他常把我们带到他家里去。他家里有好多的书，我们可以随便借。因为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所以有许多专业书都对我很有用，他十分慷慨地就借给我了，还是他鼓励我考研究生的呢。不过现在与以前不同了，才三四年的时间，他就有了自己的公司和办公室，从此他就不让我们去他家了。后来，我们找不到他了，都是他公司里的编辑见我们，给他家里打电话，先是没人接，后再打竟成了空号。”

　　杨亦磊写的第一本书是有关如何推销的，他从书商那里拿回了一箱子的书。“一点儿都不夸张，我是打车回学校的，书太多了，有近二十本吧。”书商觉得杨亦磊是新手，怕他不会写，就把有关的书拿出来，指给他哪儿可以用，怎么用。“的确很简单，就是这本书上抄一段，那本书上抄一段。”

　　其实第一次时，杨亦磊心里也是挺害怕的。“抄别人的书会涉及侵权问题的。不过徐风要求我抄的段落不能超过1000字，而且要抄故事性的段落，一般专家的评论不能抄。徐风说这样做就可以规避法律。”当杨亦磊发现用这种方式写的书不但没有被别人告侵权，反而出版了，还拿到了3000元人民币时，他的胆子也大了，写的书也就多了。“除了理科类的书我没写过以外，差不多的书我都写过，包括如何推销、人物传记、怎样当老板、减肥妙计等等，我也记不太清了。听新疆的同学说，他在家乡也看到我写的书了。”

　　当记者惊叹他的知识渊博时，杨亦磊十分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什么知识渊博，我都是抄的。我现在伸出左手来就想做按键的姿势。在电脑里Crtl＋C是‘复制’的快捷键，Crtl＋V是‘粘贴’的快捷键，按多了都成习惯了。再者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想写什么，上网搜索一下就出来了。我们写论文也从网上查，既方便又快。”

　　说到写书的利弊，杨亦磊十分严肃地表示写书也有好处。“为了写书，我会到处查资料。说句实话，通过写书，确实让我长了不少知识。比如写人物传记，最初我连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写呀。只能去查这个人的资料和故事，了解了这个人，然后再写有关他的传记。在写书的同时，我的知识也丰富了。”写了这么多书以后，杨亦磊越来越不喜欢去书店了。“我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书是我们这一类‘枪手’写的。”

　　从谈话中记者了解到，学生写的书的题目都是书商给的。一般说来，书商根据市场调研拿出几个选题，再到学校找学生写书，书的内容都是书商提前规定好的，学生按要求加工。“说来书商也真不容易呀，他们必须时刻关心图书市场，及时知道什么书最畅销，什么书能挣钱，也够累的。”杨亦磊也替书商说了句好话。

　　说到稿费，最初杨亦磊写书时，书商给的非常低，千字只有10元人民币。不过现在这位老“作家”已经能拿到千字50的高稿酬了。“这台电脑就是我写完第三本书时，用稿酬买的，算是奖励自己吧。”据杨亦磊说，他的同学在拿到稿费后给宿舍买了一台电视和一台VCD，天天在宿舍里看碟片，生活过得挺滋润的。

　　“我不会让书商在书上署我的名字的。攒的书还不如我自己写的好呢，我自己都不想看，我不想让别人耻笑我。”杨亦磊用这句话结束了记者的采访。

　　对于书商用“抄袭不要超过1000字”的方式来规避法律的做法，高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常琦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国《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涉及著作侵权并不是以字数的多少来界定，主要看抄袭者所抄袭的内容，如果触及到被抄袭人的主要思想和观点，那么即使仅仅抄袭了10个字也算是侵权。 看来，书商规避法律的做法并不高明。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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