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

　　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19名备受瞩目的“特别人大常委”终于从幕后走上前台。

　　据记者了解所知，有关方面原来的计划是20人，但由于委员选举是差额进行，有1人被 差额掉了，所以最终当选的只有19个。

　　人们普遍认同这一改革具有的明显的进步性，认为这一动作将会提高最高权力机构的立法质量和监督品质，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利好”。

　　与此同时，人们也对这19个特别常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知道这些承担特别使命的人的基本资讯。为此，本报记者对这19名特别人大常委进行了一番“身世调查”。

　　这些特别常委都是些什么人？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19个新成员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均为司局级干部，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属于“懂业务”的干部，其余的来自学界，多为知名学者。年龄最小的39岁，最大的52岁。本报记者经多方联系，采访到其中的六七名委员。从中可以看出这批委员的一些基本状况。

　　“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特别适合我，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和清华的名声相配的知名教授，用我的一生把教授经历在清华写完。看到自己写的书有几万人在用，会有很大的成就感。”19名特别常委之一、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袁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出人意料的话。

　　49岁的袁驷以前是工农兵学员，“双插队”出身(在国内插过队，还在国外做过研究)，他认为自己已经“物超所值”，没想到后来能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教授，当系主任和院长，“竟然还会做全国人大常委”。

　　“做人大常委是自己都不曾料到的事情。”袁驷说。

　　袁驷是无党派人士，2002年，清华大学统战部门推荐袁驷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学习班，他说他知道参加这个班意味着有关部门对他有政治上考察的意味，但几番推辞不成，只得“就范”。

　　尽管袁驷有些“特立独行”，但还是被统战部门相中，认为他有参政议政能力。

　　“虽然我个人不愿意做，但一旦来到这个位置上，我还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定会尽职尽责，这也是我做人的一个准则！”

　　任茂东，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52岁，原大连海事学院教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有16年的时间都是在讲台前度过的，后来被调到交通部任教育司司长。1998年机构改革后任科技教育司司长。

　　何晔晖，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在高检工作21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刑事申诉厅厅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何晔晖表示，自己是一个敬业的人，在业务上还站得住脚。她的一个同事说，何晔晖业务过硬，大家都很尊敬她。何晔晖曾经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女领导干部”称号。

　　郑功成，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博导，39岁。长期从事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30岁成为武汉大学最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教授。

　　此前，郑功成对参政议政并非不熟悉，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做过武汉市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议政应当是已经有过的经历。

　　作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涉足社会保障、福利保险等新兴专业领域并持续至今的专家，郑功成也是和政府系统联系密切的学者。曾多次主持国家及多个中央部委的重要科研项目，还兼任着多个中央部委的咨询委员或顾问。

　　庞丽娟，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进中央常委，41岁，曾两次赴美国学习。29岁就被评为副教授，32岁破格评为教授，34岁成为博导。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熟悉她的人说她是一个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的儿童教育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庞丽娟表示，“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他们是怎么成为常委的？

　　这些人都是怎么来到人大常委会的？据记者了解，政策依据是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改革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要求，最早的提法来自中共十三大报告，本报曾经率先进行过报道。

　　人大系统的一位官员透露，此次改革在操作过程中采取部门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部门提出任职要求，各部门按照任职要求推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组织部门进行考察，从中筛选，确定目标后再和本人谈话。待人员确定后，接下来就是推荐他们参选全国人大代表。

　　从代表名单分布看，这十几个人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区，是地方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但实际上他们都在北京工作。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官员的解释是，中国每次人大代表选举一般分成35个选举单位，包括大陆31个省、市、区，再加上台湾、香港、澳门和解放军，而中央没有自己的选举单位，所以，中央提出的候选人要派到地方参选。

　　“要派到哪个地方，有时会考虑出生地或者曾经工作地，但有时被派的人和选举单位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人不占地方人大代表的名额，实行等额选举。”这位官员说。

　　“开人大会议的时候，我在云南团，云南省一位领导对我说，你在我们云南是高票当选。”袁驷说。事实上，他去过云南的次数不多。

　　无论选举过程如何，新委员已履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一时还难以确定，一位人大系统的官员表示，新一届常委会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务之急是要筹备4月份的一个会，确定全国人大今年的审议法律计划、司法检查计划、听取工作报告计划、外事计划和法制讲座计划，确定今后5年立法规划。

　　“先把这些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再解决新委员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因此，大部分新委员并不清楚自己未来的工作。截至记者发稿时，需要调动关系的人也还在原单位办公。

　　本报记者接触的人大常委大多表示，现在采访时机不合适，一位委员表示，“能否在1个月后，工作指向有个眉目再采访？”而记者接触的另一位法学专家却认为，新常委应该善待传媒，学会和传媒打交道，把自己透明给公众。

　　新委员眼里的人大

　　“这一改革对国家发展肯定是一个利好，我们也知道它的意义重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方新对记者说，“原有的架构里没有这些内容，将来怎么运作还很难说，我们这些人究竟要发挥什么作用，要看给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作用是和整个制度相联的，个人很难说得清楚。”

　　方新称，她原来的工作是做科技政策研究，现在不一样了，要从事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工作，一个是研究，一个是立法，不太一样。

　　最高检的何晔晖表示，原来的工作和现在工作有很多联系，“一府两院都是在全国人大的监督下开展工作，过去，人大也给我们交办一些案件，交代我们做一些事情，而将来的工作正好相反，从被监督到监督，需要有一个角色适应过程。”

　　她也承认，是在见证和参与一个重大的改革，“大家都比较重视，感觉担子比较重。毕竟人们已经习惯了过去的方式，现在增加了一些年轻人，我们这些人进去后怎么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辜负外界对我们的期望，我觉得心里还是没有什么底。”

　　“对年轻同志来说，参与人大工作后视野会更加开阔，思考问题角度会更高，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任茂东认为。

　　针对本次改革，外界普遍认为，人大的改革有助于改善人大常委会形象。

　　“我知道外界对这次改革评价很高，期望也很高，我个人还是比较冷静地对待这件事。”郑功成说，“有一种说法我不赞成，做过部长省长，年龄太大了就不应该到人大，我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西方国家立法机关也有许多高龄议员，关键在于进来的人能不能承担这方面的职责，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素养，如果没有，就是年纪轻、学历高、声名显赫也没有用，不能一概而论。”

　　“什么人应该进来，应该根据人大本身的需要，人大常委能否履行他承担的职责来决定。”

　　郑功成表示，过去对人大虽有一定认识，但确实算不上了解，他认为自己是个“新兵”，直接的感觉是人大的工作在不断进步，但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和公众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外界普遍诟病的监督不力也是事实，但这有整个国家体制上的因素。”

　　“我还不明确我个人的责任，因为人大常委会是集体行使权力，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从委员长到委员都是一人一票，我个人当然愿意看到人大能够切实承担起宪法赋予的职责，并代表人民行使好自己的权力，这对于国家的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毫无疑问是十分重要的。”

　　袁驷认为，人大肯定不应该是一个橡皮图章，而是一个干事的班子，“有些人认为，常委要比代表高一点，都是省部级干部。而我把常委会看成是人大代表选出来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

　　“人大肯定不是一个养老的地方或者说是安排人的地方，应该是由尽职尽责，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专心干实事的人组成，是一群知识型、专家型的人，也不能都是专职的，也应该有我们这样的人，多角度看问题，符合中国国情。”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金融法制司原司长沈春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想到现在会到人大工作，“也不排除将来会到人大工作，但没想到是在十六大提出改革人大常委会组成结构的背景下进入人大。”

　　新委员将带来什么？

　　这些特别常委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他们的加入，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带来什么，也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郑功成被外界称为务实的社保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称我是个社保专家没有错，从1985年开始，我就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至于务实嘛，我觉得基本准确，因为这十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许多假期用于调研，对城市、乡村、企业及社会团体的调查，我自己也记不清做过多少了。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应当立足于国情，只有在了解国情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理性的思考。”

　　郑功成表示，“将来怎么做还没有想好，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就业、社会保障、福利保险等民生问题，以认真负责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郑功成就提出应当制定就业促进法、反就业歧视法、雇主赔偿法等议案，同时还提出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转化为综合型社会救助型制度，和在国有资产体制改革中保全职工社会保障权益等建议。他说自己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庞丽娟是儿童教育专家，在做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就广泛地参与议政工作，她对学前教育研究多年、奔走呼吁多年，在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有案可查的是她曾经提出提案要求制定“学前教育法”和建立中国教育博物馆。

　　信春鹰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是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她曾极力呼吁司法改革，把司法改革目标定位于：使司法机关成为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裁决机构。

　　乌日图，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蒙古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原司长。乌日图曾经力推医保改革，他将医保改革的目的定位于“保证所有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得到基本医疗服务”。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这些人都很年轻，和以前的人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他们会将自己先前的观点和立场带到他们将来的工作中。

　　袁驷对记者说，“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40多岁年纪，很多是‘双插队’，在国内插过队，又有海外学习的经验，了解自己国情从而不会偏激，有国外的视野和胸怀则不会保守，是国家可以依靠的力量。”

　　法学家眼中的本次改革

　　3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江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人大一向是老人工作的场所，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特别是懂法律的人被选进去，改革方向是对的，有利于常委会组成人员整体素质和议政能力的提高。

　　江平认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民主选举，“一些法学界的同仁做了人大代表，但他和选举他的地方没有任何关系，只能说，你选了我，我有点感情，而没有一个真正对于选举人的一种责任感。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被选举的人对选举人直接负责、不称职可以直接罢免的制度。”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则认为，这些具有良好的法学和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参与人大常委会工作，能够提高立法质量和监督品质，“是专业演员和票友的区别。”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管如何，这是可喜的现象。”他认为，这意味着，先做党的干部，再做政府的干部，再做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样一种变相终身制的制度正在被突破和否定。

　　学界对人大此番改革多表认同，认为中国立法机构的方向已经确定，那就是走精英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将对中国政治文明有什么作用，有待时间的考验和事实的论证。

　　资料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构成的变化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委员134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159名，增加25名。十届以前，常委会组成人员几乎都是从一线退下来的政府官员，一般年龄超过60岁，平均年龄达63.4岁，本届常委会委员平均年龄约60岁，其中40岁以下的有4人，41到50岁的有19人，51到60的有35人，被差额选举掉的8人中，有6人为69岁。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整体学历要高于上届，经济、法律、教育、科技领域的委员有所增加。这些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22人具有大专学历，91人具有大学学历，40人具有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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