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全国媒体热炒“吕日周现象”的时候，传来了吕日周升官的消息：山西省委在2003年年初决定，吕日周不再担任长治市市委书记一职，出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开始从一个市的一把手向省政协副主席个角色转变。近日，本报记者专程飞赴太原和长治，想看看离开吕日周的长治和离开长治的吕日周。本报也是吕日周泪别长治后，对其进行专访的第一家媒体。

　　吕日周长别长治

　　吕日周这个官，被称为当代中国最有争议的官。

　　他的经历就像一缸山西老陈醋。

　　1970年山西大学毕业，人家分配他给省厅级干部当秘书，他不去，偏到大同齿轮厂当一名锻工。干了一年多，他能用铁锤把一块铁料敲打出一根没有接头的铁链。

　　1975年主动要求下基层，此举被许多干部鄙视。先当生产队长，后当村支书。之后搞了6年调研工作。

　　1983年9月下旬，担任改革试点县原平的县委书记。因为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立时传遍全国。同时他也搞改革，有些人就告他，上头也听信了，下来查，查了9个月，无果。

　　又有人向中央捅“内参”。中央调查组来了。所有问题是澄清了，调查组也指出了他的缺点：对上级领导的不同意见不能耐心阐述，尊敬不够，好顶牛，脾气犟，批评人不讲方法；把学术研究和工作混为一谈……

　　柯云路曾以此阶段的吕日周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新星》，被拍成电视剧连续剧后，轰动一时。那个叫“李向南”的主人公被视为是80年代改革者的缩影。

　　1988年12月底，调任新成立的朔州市，4个月后，要选举市长，上级安排了一位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县委书记与他竞选，他高票当选，但职级排名上，落选者排在他前面。

　　8个月后，他被免职，原因不详。排名在前的那人取代了他。

　　吕因此想调出山西。他找过一些领导，带去的礼品是自家种的苦瓜，领导笑道：日周是个书呆子。吕后来说，那种不屑仿佛撕裂了他的灵魂。

　　1990年，调到省体改委，做了10年的调研工作，足迹踏遍山西全省。出了8本理论专著、发表改革论文200余篇。某日，某省领导当众说：日周是理论家，在省体改委干正合适。吕笑应：毛主席会写诗，是否也把他调到“诗刊”编辑部？领导的笑冻在脸上。

　　1998年1月，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他为山西省副省长候选人。因为生出一些枝节——吕说这里面有不少笑料，他落选了。

　　2000年2月，吕日周被任命为长治市委书记。吕在其书中说：此时的省委在“三讲”中端正了用人导向，一批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走向领导岗位。

　　吕到长治，做了“批量”引起争议的举动。

　　他在报上公开批评市领导工作不到位。在他的“指使”下，长治媒体批评过上千名干部。他搞“对话”，让各级干部和群众面对面交流。他喜欢骑自行车调研，往往先到民间，后进“官府”；每到一处，官员们慌得到处借自行车，人称其“扰官”。他把市委大院修成游园，撤去门岗，向社会开放。他要求官员们“下访”，把解决问题的阵地放到基层。为了治官员们的懒病，他要求他们早6点起来上党课。他经常带干部下乡，跟老百姓睡一起吃一起……

　　今年初，他被调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吕说，这次调动，他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一届是5年，他才干了2年。

　　吕说，他有壮志未酬的感觉。

　　吕说，如果再给他3年时间，长治会有大变化。

　　一、缺席吕日周的长治

　　1、没有了吕日周的干净城市

　　这是初春天气，黄土高原上还难见绿色。从太原乘车一路南下，目力之下，是灰秃秃的天灰秃秃的地，就连过往行人也是灰头土脸的，没有一丝生气。这多少要令人有些沮丧。不过，在4个半小时后记者的心情终于好起来，那是因为到了长治。

　　在长治汽车站下车，记者惊奇地看到，最易藏污纳垢的站台内外竟然十分地干净，连纸屑都难得一见。此前，我们曾在太原、平遥等地采访，垃圾随处丢的恶心场面还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上得一辆出租车后，记者故意赞了一句：“你们长治真干净。”*“我们的城市是山西最干净的。”司机立即自豪地接过话茬，“吕书记(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抓得特别紧，他还带头上街捡垃圾，谁要是对卫生工作不认真，就给谁家门前挂‘黄旗’，直到变成‘红旗’为止。”在一个信号灯旁，司机指着靠右的一处空荡荡的街口说：“这儿，我就见过他，有一天大清早，他一个人站在那儿拿笔记着什么。”

　　吕书记是我们此行的采访对象。

　　“以前的长治是个什么样子呢？”记者问。

　　司机回答：“像个大摊饼，也就跟普通小县城差不多，破破烂烂，乱七八糟。吕书记来了，就变样了。”

　　顺着府后西街往市里走，记者看到有些路面虽已破旧，但依旧非常干净。人行道上时见三三两两的环卫工人在埋头清扫。道路两侧栽种着大大小小的长青树木，司机说，吕书记来了后，每年要种许多大树和灌木，长治现在是四季长青了。说到后来，他用了这样一个词：北方的春城。“是吕书记提的，这是长治市的目标，可惜，他走了。”他说。

　　在后来的采访中，记者得知，长治市的市容环境卫生在山西省排在第一位。

　　2、市委大院不设防

　　长治地处太行之颠，旧称上党。1946年，长治正式建市。现下辖13个县区，虽说是地级市，但市区人口只有61万。市区面积不大，334平方公里，市委、市政府、人大和政协集中在一个大院内办公。那个大院位于市中心的英雄路上。

　　A、门口没有武警战士

　　这是个正门向西的大院，门前摆放着两个大石狮子，两侧各卧一块石头——是来自太行山的石头，一个刻着“依法治市”，另一上刻着“从严治党”，红底，很醒目。

　　大门两边向南向北的临街处是一溜黑色铁栏杆，站在人行道上，院里一目了然。人行道靠机动车道一侧，安放着数十件健身器械，贴栏杆一侧还有30多个固定的桌椅。不少人正在此健身歇息。

　　院门安装的是伸缩门，但都紧缩在两边。门里门外不时有人说笑着进进出出。我看见，有4名中学生装束的年轻人拍着皮球一路追笑快步跑向院里；有两个老农，一个挑着筐，另一人夹个篮子，里边放着新鲜的青菜，他俩也径自通过大门向院里走去。

　　我这才注意到，大院门口并没有站岗值勤的武警战士。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掏出记者证向大门右侧的传达室走去。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有两个老头坐在里面喝茶水。刚推开门，一臂缠红袖标的老头便向我伸了伸脖子：什么事？*我说：我想到市委办点事。

　　老头说：进去吧。

　　我问：不登记吗？

　　登记？登什么记？老头一脸茫然。想进你就进吧，这个院除了出租车、运货的大卡车外，怎么进都行。

　　市委、市政府在一个大楼中办公，在楼门口，我看到了一个执勤的武警战士，但是当我迈步进大楼时，他并没有阻止我。我折回身问他：为什么不盘查我？

　　他笑着说：你形迹不可疑。原来，除非你看上去“形迹可疑”或是“动机不纯”，进市委、市政府的大楼也无人拦你。

　　B、大院成了游乐场所

　　大院里临街部分被划分成南北两大块，均有数千平方米的大小。上面种着大面积的草坪，中间杂陈绿树、文化石、凉亭及雕塑小品。在草坪的空地上，安放有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械。看上去，这里已被规划成了小型游园。

　　有老人带着孩子正在散步，有的在练剑，有的利用健身器械活动筋骨。一群白鸽不时从大院北端的鸽舍中飞掠过来，然后散落到草坪上嬉戏。

　　一位正在锻炼的老人对记者说，他家在马路对面住，这个大院成了他每日必来的地方，他的老伴、儿子儿媳早晨都经常过来晨练。老人是长治市公安局的退体干部，他说，以前别说来散步，大院的门都很难跨进一步，审查可严了，门口有站岗的，有管登记的，外来办事的经常在门口排长队，但即使你带着有效证件，还要看你要找的人在不在，传达室一般会先给你打电话联系，若是不在的话，对不起，你是不允许进大门的。

　　老人说，大院临街处原来环境很差，全是门脸店，开小吃店的、卖服装的、擦鞋的，干啥的都有，政府每年可从中获得上百万元的租金收入。吕日周来了后，说这是横在党与群众之间的一堵墙，就强令把它拆了，又把大院绿化了起来，说是要“透绿”。大院起先是在双休日向市民开放，很快，便全天候开放了。

　　另一位老人也过来插话说，市委、市政府的大院原来像雕堡，四周有高高的围墙，都有人把守，为什么呢？怕上访的人进来闹事，干部们上街向老鼠躲猫一样。大院的前后左右原先有4道门，前门被堵走后门，后门被堵走侧门。现在你去看看，墙都拆了，岗也拆了。在这里，你只要不做违法的事，想干啥你就干啥，没人管你。

　　老人还说，以前这里上访的人可多了，大门口经常被人堵住，有哭闹的，有骂街的，总有人被抓。“有一回，我看见有个妇女拿晾衣绳把大门给拴上了，因为她丈夫被人打死后公安局一直迟迟不抓凶手。现在呢，堵门的现象你基本上就看不到了，上访的人也少多了。”

　　C、“下访”解决了老大难

　　解决上访的事，长治市信访局最有发言权。

　　“你看到了吧，咱的门口可算清静多了。”信访局局长晋旭平说，“吕书记在这儿时，对信访工作很重视，任何人不准拖，各部门一把手要亲自抓，任务交给一把手，责任追究一把手，成绩奖励一把手。他特别强调，干部们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等群众上访到门上。”

　　“刚才说的那个负责制就是谁分管哪方面工作，必须把上访的问题包下来。一级向一级负责，一级向一级交账。解决不了，可逐级向上打报告。如拖踏或是处理不力，一把手就要接受处分。我们这里先后有8名县委书记因此被通报批评。我们这里还有个规定，某地通报到第三次时，县委书记、县长这一级的领导将被政纪处分。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责任原因，也被《长治日报》点名批评过，稿子还是吕书记让我自己写的。”

　　晋旭平介绍说，吕日周在长治3年，处理上访信件将近6000封。“吕日周刚来时，也被数十名上访群众堵过，他没有躲，也没推，而是索性坐在台阶对上访群众说，你们排个队，一一跟我讲，他就坐在台阶上认真拿笔记。”

　　晋旭平还说，吕日周要求干部们经常深入一线，他在有关会议多次讲，不能把“防线”后撤到市委、市政府，要把防线设到“前沿阵地”上即老百姓中。“他在全市城乡搞大规模的干群对话，带领干部骑自行车调研，发现问题立即对口处理。他往往根据一个小问题去解决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比如，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拖欠老干部的‘两费’(医药费、离休费)问题，比如解决危旧校舍问题，这要减少多少上访老大难问题？”

　　晋旭平给我看了一个统计材料，2000年，即吕日周来长治的当年，信访总量达22983人(件)，1年后，信访总量是12702人(件)，到了去年，全年信访总量为9797人(件)。“应该说，上访这种社会现象短时间内是无法杜绝的，关键是要如何正确对待，吕日周在长治时曾反复对我们讲，‘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最后的结论都是要解决问题’。”

　　D、大院开放安全无碍

　　市委、市政府的大院开放了，能安全吗？

　　“有什么不安全的？依我看，这比当初里三层外三层地保护起来还安全。”市委办公厅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

　　那么，以前的安全状况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位同志讲，你别看当初把守那么严，院里经常有盗贼出没。发生最大的一次案件是在吕日周来前，机关车库里的两辆高级轿车夜间被盗，司机被打死在车库中。

　　据其讲，这个大院在开放后，每天人来人往要有数千人次，但至今只发生过两次丢自行车事件，还是在去年刚开放时。是3个青少年干的。“这两个案件其实与开放大院无关，因为小偷是失了学中小学生。这事让吕日周很痛心，他立即向全市提出全社会要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以减少青少年犯罪。”

　　他告诉我，吕日周来了抓信访工作，还抓社会治安工作，这两项工作都在全省拿过第一名。

　　一位在吕日周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告诉我说，关于开放大院决定的做出，吕日周曾讲过这样一句话：“防老百姓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干部和群众是不是一条心。”

　　他还说，在吕日周的观点中，各单位(包括市委、市政府)大院的所有权原则上归各单位所有，但是使用权应是社会共享的，普通百姓也应成为它的“客人”，随时可以进来坐一坐，玩一玩，而不是站在大门外，站在围墙外伸着个脖子当看客。

　　二、缺席吕日周的长治人

　　在号称长治市“政治广场”的八一广场(文革期间，这里发生过许多次“政治运动”)，我碰到了一群老人。他们跟我谈起了吕日周。

　　从中国人民银行长治市中心支行退下来的李秀文大爷对我说：“我早上起得早，他比我起得还早，我在街上有好几次碰见了他，其中两次是他骑着个自行车在街上转悠，他是找城建的问题呢。还有一次，他左手拿个收音机，右手是一个塑料袋，一边走一边捡垃圾。他喜欢站下来跟我们说话，问我们对市里有什么要求。我的一位老朋友曾跟他说，吕书记，北郊公园南出口的拱桥太高了，我们老同志走着可危险了，没过几天，拱桥拆了，改成了平桥。”

　　长治烟草公司的退休干部王玉生大爷说：“他在广场上搞过几次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对话，人山人海，大家发映了很多问题，他们一条一条认真地记，据说都给解决了。他走了有些可惜。”

　　有几位老人提醒我：“你多到下面采访采访，他的故事多着呢，够你写一阵子了。”我就“下去”了。

　　1、“吕书记把我家从地下室‘解放’出来”

　　张清华是长治市轴承厂的一名磨工，他在厂里干了17年，他说一生中的最大的理想是不住地下室。这个理想吕日周帮他实现了。

　　张清华说，我和老婆桑彩萍9年前结的婚，两人都在一个车间，她夜班我白班。厂子效益不好，我们两人月工资加起来也就600元，除去生活费，落不下几块钱。

　　房子是做梦也没敢想的，买是买不起，我们先在亲戚家借住了3年，后来搬到效区农村租了个民房住，每月65块，再后来，厂子一位朋友把他的地下室租给了我，便宜，每个月20块，他租给别人是30块。

　　那个地下室就在一幢居民楼的下面，大约八九个平方，很潮，做饭的油烟出不去。最难受的是夏天，蚁虫多，一旦下雨潮气憋得人发慌。

　　好象是2001年冬天，桑彩萍她上夜班，晚上10点，吕书记到长轴厂去参加劳动，正好单位就让他和桑彩萍一个班。吕书记一边干活一边向她打听家中情况，听说我家住地下室，很吃惊，说怎么住在那个地方呢，能不能让我去看一下。桑彩萍就答应了他。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吕书记来了，我当时很紧张，因为家里太小，又脏又乱，难以下脚。吕书记不嫌弃。他说你们在为国家创造财富，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对不起你们。

　　书记跟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临走时，我看他的心情很不好。半个月后，厂里找我，我去了，厂领导给了我一把钥匙，说是房钥匙，政府为你解决了一套住房。我眼泪刷就下来了，记者，感觉像做梦啊。你知道，我原以为这一辈子我也住不上自己的房子。

　　房子有对讲，还是防盗的门，50来平，一室一厅，我们一家3口人，够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吕书记回去后，就让市里调查全市共有多少人住在地下室，数据很快就上来了，是81家，吕书记说，政府拿钱，把这些困难户全部安置好。我厂子的一位职工，也分到了房子，我住5楼，他住我楼上，7楼。

　　吕书记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人，当官的要是都像他，到基层了解情况，解决老百姓的难题，就好了。

　　在张清华的家中，记者还看到了一套乳白色沙发，这是张家最值钱的家具。是吕日周送的。原来，吕日周在得知要被调到省政协后，考虑到东西拉到太原太麻烦，猛然想起了一贫如洗的张清华一家，便决定将沙发送给他家。

　　2、“吕书记帮我抓到了公安局7年‘抓不到’的凶手”

　　王文平说她现在可以专心卖豆腐了，而且是在村里的市场卖。去年这时候，她还推着豆腐车在长治市区里寻找杀害丈夫的凶手——这种日子她断续度过了7年，直到吕日周的一个批示帮她抓住了凶手。

　　王文平家住长治市城区北董村，丈夫被人打死时才29岁。丈夫是光天化日之下因一个小纠纷被人当众用铁棒打死的。4名凶手就住在长治城里。

　　但是案发后，凶手迟迟不能到案。她去找城区公安分局，人家说，不好抓。再去找，说，不是不给你抓，抓人这事不好说，也许明天就能抓来，也许一辈子也抓不到。

　　当时，王文平上有84岁的爷爷和体弱多病的公婆，下有1岁的儿子2岁的女儿，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我心里有一个信念，我丈夫死得太冤了，我必须替他把凶手抓到。”

　　于是，她干起了卖豆腐的生意，一为挣点小钱养家，二为探查凶手。首犯的妻子两次怀孕，她去报案，但人家说你看错了。另一嫌犯的父亲去世，嫌犯在丧礼上出现，她竟看到有警察在帮他家忙活。

　　“我就不信邪，执法腐败就让我碰上了。我到处告状，许多当官的都认识我，我‘送’走了2位市委书记，案子还是没破。”

　　王文平是在电视上认识吕日周的，她看见他在广场上与老百姓对话，态度很好。“我还知道他喜欢骑自行车上街转，就想法子查清了他的住址。是去年4月份，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就到他家楼下等。6点多的时候，他出来了，在他骑上自行车前，我拖住了他。”

　　“吕书记站住了，问：怎么啦？我说，我丈夫被打死了，没人管。吕书记就说：你跟我说，不要怕。”

　　王文平就向这个城市最大的官哭说自己的冤屈。他听得很认真。王文平最后说，咱一个老百姓，没地位，也没钱，凶手就抓不到。

　　“听完后，他对我说，这样的案人如果破不了，就没有公理。临走时他对我说，你一定要相信党。”

　　“他拿走了我的材料，只用了7天时间，凶手到案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吕书记给新换的公安分局局长下了指示。”

　　“记者，你说说，这样的书记上哪去找？”王文平说这句话时，哭了。

　　3、“吕书记帮我把老伴的教师工资讨了回来”

　　刘秋保，长治县苏店镇南董村人，78岁，离休干部，1944年参加八路军。老伴范春花教了38年书，1998年过世，死前的10个月工资以及死后的丧葬费教育部门拖了3年不肯给付。吕日周用1天时间就给他要了回来。

　　刘老汉对记者说，老伴教语文，教得特别好，是当地有名的模范教师。老伴病中没领过1分医疗费，她死后，学校欠的工资加丧葬费有5800多元，他找到县教育局，人家跟他说，钱都让县委书记王虎林(此人以“官帽批发商”闻名全国，已被判刑。本报曾对此人做过详细报道)贪去了。

　　刘秋保为此先后讨要了3年，就是没人答理他。

　　后来，他听说新上来了个市委书记，这个人一上来，就解决了很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老汉就试着给吕日周写了封信。

　　“没过多长时间，吕书记带着市里的一位副市长来了，第二天，县教育局局长和教育局会计到我家来了，一分没少地把钱给了我。他们临走时，反复跟我说，这个事不要告诉别的教师。原来，县里还欠着别的教师的钱，但吕书记很快就知道了，这下可弄大了，县委书记县长宣布自罚，停了自己工资，县里欠教师的钱全部清还。”

　　刘秋保可能不知道，这事从他开始后闹得越来越大，最后波及全市，教师工资从此再也没有欠发过。

　　4、“吕书记帮咱一个村换掉了穷脑筋”

　　沁县是长治市最穷的一个县，而北河村是沁县最穷的一个村，180户，一户比一户穷。2001年吕日周到该村蹲点时，村支书刘新怀也是个穷光蛋，因为穷，儿子26岁了也没说上个媳妇。

　　吕日周给村的党员们讲党课时，对刘新怀提出了批评，说你们都窝在穷窝内，还不如出去打工呢。刘新怀回去后，跟老婆韩玉仙一说，老婆说，说的对呀，不如我就出去打工得了。

　　听说村支书的老婆要出去打工，吕日周当即表示支持。他让长治日报社帮她在长治市联系了一份保姆活儿，就这样，韩玉仙出去了，这是这个村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

　　“老婆出去后，眼界宽了，懂的也多了，干了半年后因为有病就回来了，一下子拿回来将近1000块钱。她回来那天，全村人都来了，她就跟他们讲，必须走出去，她的话把村里人的心说活了，呼啦啦，全村600来人走出去一百八九十。有干厨师的，有干家政的，我儿子、女儿都去了太原，两个人一个月能邮给家里1000多元。我老婆过几天也要出去，这一次是上太原。”

　　“还有，吕书记还指导我们村搞了几个项目，一是利用山区搞药业开发，二是利用水库搞双黄咸鸭蛋加工。现在这两个项目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鸭子，我们现在养了6000只，在计划中是30万只，正在盖鸭棚呢。”

　　刘怀新说，吕书记与一般的官员不一样，我们这里农家很脏，他不嫌，吃的差，他不嫌，跟我们一起睡一起吃。他来到长治后，完成了“村村通”(指公路)，实现了“户户有”(指电视)，还解决了全市的危旧校舍问题。“他可重视教育了。现在，在我们农村，最好的房子就是小学校。”他说。

　　长治民间热读“书记自述”

　　长治市新华书店一位姓孙的销售员对记者说，十多年来，长治市卖得最火的一本书叫《长治，长治》(本报正在连载)，它是吕日周写的。孙说，书是在吕日周调到省政协后才上市的。

　　这个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位于八一广场西北角的马路对过，在它的大门口，贴着一张红色海报，吕日周的照片赫然其上，上面的文字很有煽情力：“中国最有‘争议’的官员”。

　　《长治，长治》样书被摆在书店正中的方桌上，这是书店最显眼的位置，记者看到，这本书几乎不间断被人翻起。而在付款处的电脑旁，销售员已准备了一摞。孙姓销售员说，买的人多，书架上放不下，就提前在这里码好，这样也可加快速度。

　　孙说，对于这本书，他们刚开始也是试着进的，“因为人走了，单位集体购买的可能性就小，能否好卖真是个未知数。先进了100来本，哎呀，许多人来了，二话不说，见了书掏钱就买，1天多就卖光了。”

　　去年，长治街头出了本叫《龙年档案》的书，据说是柯云路以吕日周为原型创作的一本小说。孙说，这本书卖得一般，大多是一些单位来集体购买，“你说，吕日周还在台上，他们可能也是为了讨好。现在吕书记走了，我没看到一家单位来集体购买这本书。”

　　那么买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孙说，都是老百姓自发来的。

　　一位买书的教师对我说，吕书记在长治3年，就我所知，是解决了我们教师拖欠的工资问题，解决了危旧校舍问题，但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我想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下。

　　还有一位老干部说，吕日周这个官跟一般的官不一样，他敢做敢说，不怕得罪人，像条汉子，书中写的人有一些我还认识，看着亲切。

　　现在，这家“书记自述”在该书店每天都能销出五六十本。

　　三、缺席吕日周的《长治日报》

　　报纸公开批评市领导

　　1、头版头条批评副市长

　　2001年3月31日《长治日报》第一版让人看着有点儿特别，16开大报的头版头条仅有300来字，还是楷体，从版面审美上看，它显得很不协调。

　　标题是《市委书记吕日周给副市长秦来英的批示》。《长治日报》总编辑弓德旺说，它的轰动性不是字数能衡量的，因为市委书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现任副市长，在中国这是没有的事。

　　起因是这样的：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小学的27名学生中有20名流失，《长治日报》子报《上党晚报》的批评栏目“啄木鸟”对此进行了批露。吕日周看完这篇报道后立即写下了这封公开信：

　　秦来英副市长：

　　贯彻西沟会议(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提出干部变作风，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7天。6点起床讲党课7天，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怎么处理？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类似严重问题？

　　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该村“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么？可是在山后河，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

　　市委书记在报上批评副市长，这成了当天爆炸性新闻，报纸在当地被广为传阅，有人还把这份报纸收藏了起来。

　　当天下午，吃了一肚子怨气的副市长秦来英带着教育系统的40多名干部开进了那个叫山后河的贫困小山村。而长治日报也派去了记者，对秦来英在该村的活动进行了追踪报道。

　　7天中，每天早上6点钟，秦来英要集中党员上党课(6点上党课，是吕日周所称治干部懒病的一种方式)，晚上还得开会讨论村上实际问题。因为一把手的参与，失学问题解决了，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追究。另外，村里荒废了7年的党支部又建立了起来，秦来英还帮村里修了一座桥。这几日，这位女副市长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彼此还结下了深厚感情。

　　秦来英在后来谈感想时，曾这样说：“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反批示转给我，却发表在报纸上，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到村里和村民接触，群众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就消了。……山后河的群众真好，我离开村子时，大爷大婶们给我的行李袋里塞鸡蛋、装山货，全材人把我送出村口，我再回头时，房东大娘还在那里擦眼泪。”

　　秦来英还把蹲点感受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治日报上，题目叫《“三深”是改进作风的最好方法》。她在文中再次自我批评说：“‘山后河’现象向我们警示：干部作风不彻底转变，工作中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解决。”

　　2、市委副书记也挨过批

　　去长治采访的媒体一直喜欢热炒秦来英被批的这条新闻，只因她是长治市第一个被公开批评的市级领导。但实际上，在长治还有多位市领导被媒体曝过光。

　　据当地媒体介绍，秦来英之后，在被批的市级领导干部中，还有分管工业市委副书记王进卯(因工业滑坡)，有长治市副市长马和平(因市容卫生问题)，有副市长常反堂(因搞建设砍了10余棵大树)。

　　对于砍树一事的点名批评中，吕日周对应负领导责任的市委副书记王进卯和副市长常反堂提出了具体要求：“立即到现场解决问题，不能坐小车。”

　　领导之间，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方式解决这类问题呢？一位熟悉吕办事风格的同志说：他就事论事，他认为批评市领导警示效果会更好些，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诫长治的所有干部不要对百姓疾苦麻木不仁。

　　3、官员集体挨批

　　在长治，吕日周曾对官员们进行过两次集体批评。

　　第一次是吕日周在报上公开批评30多名正处级干部。那是2000年4月初，《长治日报》刊载了34名正处级干部下基层的统计情况，同时吕日周对每个人的评语也被刊出。对市劳动局长评语是“转变作风为何无动于衷”，对高新园区主任的评语是“太一般化了，没法交待”，对市土地局长的评语是“深入基层少”，对交通局局长的评语是“一般化”，对市经委主任的评语是“看不到深入困难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对公安局长评语是“有影响的重大案件侦破率太低”……

　　第二次是在此次公开批评的1个月后，《长治日报》又公布了34个局委一把手深入基层情况的通报，这一回，25人被批评。

　　曾被批评过的信访局局长晋旭平说，吕书记在长治，对媒体特别是《长治日报》的舆论监督非常重视，几乎天天有，一段时间以来，干部们上班的头一件事就是翻报纸，看自己有没有被报纸曝光，或是吕书记在报上公开点了谁的名。

　　据不完全统计，吕日周长治3年，媒体共计批评了1000多名大小官员。晋旭平谈及被批的感受时说，刚开始心里的确不是滋味，但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工作做得就是没到位。

　　在报纸上挨了批，会不会影响群众中的威信呢？

　　晋说，刚开始大家也是这么合计过，但后来，大多弄通了：批评也是工作的一种方式，只有干不好工作才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

　　据了解，在被媒体批评的1000多名官员中，160多人丢了乌纱，但绝大多数仍任原职，有三分之一后来还被提拨重用。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任秀对我说：他(吕日周)向来对事不对人。

　　4、长治日报

　　《长治日报》1947年创刊，是华北地区最早成立的地市级党报，其属下有子报《上党晚报》。总编辑弓德旺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我这个总编辑可不是好当的呀，老吕差点把我给免了。”

　　以前的《长治日报》是个什么样子呢？弓德旺说，比较正统，死板，特别是舆论监督这一块基本就算歇菜了。据他介绍，以前报纸有一个“群众来信”栏目，登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先是一周一期，然后是半月一期，再后来是一月一期，最后因为稿子上不来——主要是不想惹事，这个栏目就不声不响地消亡了。

　　2000年2月12日，吕日周来到长治市担任市委书记。没过几天，他(弓当时还是常务副总编)和总编辑王占禹(现任社长)被吕日周叫了过去，吕日周对他俩说，我看了你们办的报纸，没啥意思，报纸不能光说好的不说坏的，这样的报纸没人看，报社应反映群众呼声，你们一定要拿起批评监督的武器。

　　连栏目名称吕日周也给拟好了：日报叫“嘹望哨”，晚报叫“啄木鸟”。

　　弓德旺坦陈：“过去办报，已习惯于做那种正统的报道，他这一套思路，我们刚开始很是不适应。”

　　弓说，对于最先推出的批评报道，吕日周很不满意，认为不尖锐，没力度。后来，吕日周把许多群众写给他的上访信转批给报社，要求核实后登报曝光。

　　吕日周每天起得很早，他要求日报和晚报要在6点前送到他的手中。他一般用半个小时时间看报并对相关报道作出批示。

　　弓德旺说：“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我一到早晨就紧张。为啥呢，因为对他的办报思路不习惯，他说不定哪天就会把我叫到他家批评一顿。我一般6点半就得起床在家里坐等他叫，如果他不来电话，就表示这天的批评报道还可以。”

　　“他训人不留情面，有一天早上，他把我叫过去，拍着报纸很生气地说：‘这是一份由无能总编无能编辑无能记者办的无能报纸’！还有一次，他说，报纸再这样办下去，将向全国招聘总编辑——这是他的一句气话，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他不关心关于他的报道，涉及到他的会议报道他建议少报，我们记者写完稿后他也不要求送审，他只关心批评报道的力度和深度。”

　　在吕日周的“逼迫”和支持下，《长治日报》舆论监督的思路很快就打开了，触角伸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几乎每天都有批评报道，曝光和解决了很多问题。据悉，吕日周在长治3年，《长治日报》发出批评报道近2000篇，反映的问题中95%得到妥善处理。

　　弓德旺说：他很好地利用了媒体的监督职能极其有效地推动了长治市的各项工作。

　　对于这位前市委书记在舆论监督中所起的作用，弓德旺说，是“支持、保护和开路”。他以批评副市长秦来英为例，“副市长都可以批了，下面的官员就不在话下了。”

　　5、吕日周为舆论监督撑“保护伞”

　　随着长治市舆论监督的开展，吕日周在2001年12月初提出了建立“五大监督体系”的构想。五大监督是指：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内和行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和统战部门牵头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以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

　　去年1月下旬，此构想形成《意见》后在中共长治市委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在“舆论监督”中，明确提出，“除法律禁止报道的内容外，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对新闻舆论工作要积极支持，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刁难、阻挠记者的采访。”

　　对于被监督的对象，《意见》要求“必须正确对待，积极整改……不得审稿，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扰舆论监督工作，更不能托人说情或打击报复，否则，将依照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对于新闻媒体，《意见》的要求是：要经常组织专门力量，对全市各项工作进行暗防，对不落实的人和事大胆曝光；各新闻媒体每月刊、播批评稿件不得少于20件；每个记者每月必须至少写1-2篇有质量、有份量的舆论监督稿件。

　　据称，这个给媒体监督撑开“保护伞”的《意见》，在全国还是开了先河。

　　在长治，自批评报道“大开杀戒”以来，没有一名记者挨过打。

　　附：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示

　　只要在长治，吕日周每日早6时必看《长治日报》，看完后多有批示。《长治日报》有一份统计，从吕日周上任到2002年12月14日，吕日周共在报上批示397条。现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2000年3月11日：批评还不尖锐，旗帜要更加鲜明。

　　2000年4月4日：你们不点名不行，要深追公开。

　　2000年5月18日：要大字表示，没解决(老干部的医药费和离休费)的，要点县名和责任人名。

　　2001年6月10日：投诉的每一件事(指投资环境)要具体化，在报上公开，先公开负责人，后追究责任人，连续报道。

　　2001年6月25日：各县区(报纸、电视、广播)都要自办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力度大一些，追究不落实的人和责任人。

　　2001年10月18日：两报同进展开调查，追究责任，直到撤销厂长、书记和所有领导人。

　　2001年12月7日：责任追到县里，谁是分管教育者？浮夸是腐败一种，点名批评。

　　2001年12月23日：从这张报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好的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功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

　　2002年1月13日：挂黄牌单位(指卫生有问题)每天的日报和电视黄金时间连续曝光，并要点出一把手的名字，直到变为红旗单位为止。

　　2002年4月9日：为什么不点名，记者处分。你们都会装好人，那只有书记惹人了？共产党员良心何在？

　　2002年6月25日：凡在报上揭发的问题，主管市级领导不作批示、分管领导不去解决、直接责任者不受追究和处理的事件，报上展开讨论。

　　四、官场异响：闭门羹后的怪味

　　A、建设局：不好谈吧，这个，不好谈吧

　　在《长治，长治》那本书中，吕日周写道：在长治工作3年，被我叫得最多的是建设局长，他说：我全天候，随时等待吕书记指出城市问题。这个建设局长就是现任建设局长，叫李秀亭。

　　长治市建设局位于市委大院马路斜对面，记者去找他。李局长身体已经发福，脸盘很大，肥肉显得多了一些。

　　“想请局长谈一谈在吕日周手下工作的体会。”我开门见山。他笑了一下，脸上的肉一下子咧开来：“不好谈吧，这个，不好谈吧。”

　　“这怎么能不好谈呢？”

　　他继续嘿嘿一笑：“人都走了，是吧，人都走了嘛，不在了，谈它干什么。”

　　“跟吕日周干了3年总该有点感受吧？肯定是很累的吧？”

　　“累，那倒是，但是感受还是不谈的好。”他收起笑，“除非……除非我的主管领导就是主管市长让我谈。”

　　我笑问：“那么复杂呀？”

　　他也笑：“那当然啦，人不在了嘛，是吧。”

　　B、统计局：谈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长治采访，市委有人跟我说：吕书记在这里时，强令全市挤数字的“水分”，动作非常大，他有一句话很赶劲，叫“宁当实事求是的倒数第一，不当弄虚作假的名列前茅”，市统计局值得你去采一采。

　　先到统计局办公室，主任宋天星和一个女同志在。

　　得悉我的来意后，两人磨叽了一会儿，宋天星摆手：“4位局长都不在家，没人能说这件事。”

　　那个女的接口说：“统计那玩意儿，水分不水分的，走到哪儿都一样，都有。”

　　我说：“能否与咱们的局长约个采访时间？”

　　宋天星说：“他们肯定不能说，这个东西吧，很麻烦，说不清的事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别采这个了。”

　　我说：“这样吧，请把局长的办公电话给我，我跟他约也行。”

　　宋眼珠睁得大大的：“电话哪能随便给？你可以查114。”

　　我笑道：“听说长治非常重视舆论监督，但是你们这样对待采访，要是吕日周知道了，可能不会答应吧。”

　　宋一扬头：“他？他不是走了吗？”见我在本上记着什么，他又加了一句：“今天我跟你讲的，我告诉你，不能写。”

　　后来，我通过市委的一位同志联系到了统计局的有关负责人，但是他在电话中说对一切情况都不了解。市委那位同志生气地对我说：“你说这人，整个过程他都参与了，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C、计生委计委领导避而不见

　　长治市计生委在去年山西省11个地市综合评比中，获得了第一名。据称，其工作所以做得很好，与吕日周的严格要求有着密切关系，他曾指示计生工作要先从“处理干部超生”入手。

　　去计生委采访时，该委主任正在开会，办公室一位同志对我说，现在采访他可能不会说什么。我问为什么？他说，前两天，《上党晚报》来采访，他都拒绝了。现在吕日周都不在了，他能说啥，说好说坏都不太好。接着他就探身进会场，小声向主任通报了我采访的请求，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时候什么也不想说。

　　又去计委采访，因为计委主任曾在“挤水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他先后约了3次，他没有拒绝，但就是没时间见面。有一次，我在约定的时间给他打了电话，他说，省里来人了，刚吃完晚饭，你说，还得陪他唱唱歌什么的。

　　此后，我没再与他联系。他也没找我。他知道我的手机号。

　　D、“怪味”的背后

　　对采访采取回避方式的还有一些单位。

　　长治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对记者说，吕日周的做法有争议，我们山西省的报纸都不报道他，就你们外地媒体跟着闹腾，你大老远的过来采访，不值得，他已经走了，这种情况下，在政府中，我想不会有人跟你讲的。

　　为什么呢？这位副秘书长没作解释。

　　一位政府官员则向记者说出了他的担心：吕日周刚走不久，新领导班子才开始启动，新领导是什么思路，谁都没摸清。吕日周现在走了，官员们将会在新领导的下面干活，说吕日周好，新领导会不会满意呢？说吕日周不好，谁能说得清这究竟妥不妥？关键是，新领导对吕日周是个什么态度，这个暂时没人知道。

　　在最初的采访中，市委某部门的一位官员也提醒我：你这次采访可能不会太顺，为什么呢，因为吕日周在时，他打破了许多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新规则让许多官员不适应，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怨恨。但是他走了，在这个新旧官场的调整期，原有的游戏规则肯定会抬头。

　　“吕日周在时，你在长治采访，即使是批评性的，也不大可能遇到阻力。”他说。

　　“是不是意味着，吕日周走后，他主倡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被抛弃呢？”我问。

　　“现在还不好说，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暂时还不能断言。”我说：“据我了解，吕日周走后，市里就新闻舆论监督开了专题会议，说是要进一步强化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

　　“那么从你采访多处受阻看，至少只能这样说，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的认识并未到位。”

　　“吕日周抓了3年舆论监督，上千名官员挨过批，那么政府管理部门应该是对此认识最深刻的了。”我说。这位官员笑着摇摇头。

　　E、还有一些变化

　　在市委市政府在院外，有数十个桌凳，据称，去年吕日周在时，大院里的各部门轮流上街给老百姓倒水，此举一为联系群众二为倾听呼声。全市做了300个铜壶，上书“我为群众倒杯水，我为百姓捎句话，我给人民办件事”。去年11月以后因天冷，停了。现在还未恢复。问一些官员：还搞不搞？

　　答：不清楚。

　　吕日周喜欢搞官员与群众“对话”，吕说，“不敢对话不配当官”，全市城乡曾搞得轰轰烈烈。通过对话，不仅增进了干群感情并发现了许多问题。据悉，“对话”活动也暂停了。

　　还有，临走前那天的傍晚，我看见有10多个上访者坐在大院一座建筑物的门前，不久，来了5辆警车，把他们全部拉走了。

　　五、离开长治

　　刚刚抵达太原的时候，正好赶上下雪，从机场到市内的建设路上银装素裹，从车窗两边疾驰而过的槐花灯在雪花的映衬下让记者感觉恍惚回到了大连。或许，当一个城市不自觉地与一个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将她忘怀是件极难的事情。于是，不禁想，离开长治的吕日周是否也在这样一个雪花纷飞的夜里如此地思念着长治……

　　乍到

　　记者提前30分钟到达与吕日周约定的地点——山西省委文秘培训中心，在大厅中，记者期待着能看到吕日周骑着自行车出现，那样，一切的传闻也就得到证实；记者又同样地期待着能见到吕日周坐着小卧车抵达，因为那样，作为一个“官”的吕日周就会得到最自然的还原。但直到约定时间的前3分钟仍然不见吕日周的出现。记者无奈只好先行到215房间，没想到，吕日周早已在215为记者沏好了一杯热茶，并躬着身子在他的书上给记者写赠言。“吕书记，您是怎么进来的，我怎么没看到你？”刚进入这间朴素的半居住半办公的房间时，记者就迫不及待地问着。“哈哈，我就住在这里呀。太原这边的家正在收拾,好长时间不住了，我就搬到这里住了，这样方便工作。”记者这才定睛细看眼前的吕日周，典型“黄土高原”式的汉子，几笔粗线条就可以描画他的面部轮廓——浓眉毛、大框眼镜和一双厚唇。由于一直在山西生活的缘故，吕日周说起话普通话来都有一股浓重的山西味，但却底气十足，似乎他不时发出的爽朗笑声都可以在黄土高原上响起干脆的回声。这与记者临来时，在网络上看到的有关他泪别长治时的形象出入很大。话题也就从那一天开始了：

　　对话

　　“我为长治人民做得太少了”

　　记者：我不知道您喜欢怎样的称谓，是喜欢人们像原来一样称呼您“吕书记”，还是用现在的称谓，叫您“吕主席”呢？

　　吕日周(笑)：我知道你这次来一定是问长治的事情比较多，所以还是叫吕书记更合适，我也习惯了这个称谓了。

　　记者：您离开长治的时候，许多群众自发地来送您，很多媒体也报道了您与老百姓抱头痛哭的情形。现在您回过头冷静地分析当时的情景，心里到底是难舍难分的情绪多一些，还是壮志未酬的情绪多一些呢？

　　吕日周：当时我只以为机关干部会来送我，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群众也能来送我。关于我离开长治的确切时间报纸、电视等媒体都没有宣布。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群众送我。第二天一早，我一下车就惊呆了，满院子的人。我不自觉地往人群中间走，结果我一走过去，老百姓就围着我哭，说“吕书记不能走呀”(讲到这里，吕日周声音有些颤抖，似乎重新沉浸到与长治人民分别的日子。)，我当时就很感动。但记者报道的时候，见报的我的话只有一句“谢谢大家”，其实我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给大家做的事情太少了。”我是真的动了情，那种情况下我真的觉得自己对不起群众和广大干部这份沉甸甸的感情，我应该做的事情更多一些。

　　我又继续往人群中走，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老百姓就围得特别多，公安局的人员就对我说，你不能再走了，如果你继续走的话就出不去了，于是我就被“勒令”上了车。自己坐在车里的时候非常难过，那种心情在长治到太原3个多小时的路上都没有缓过来。后来在路上，他们告诉我，来送我的老百姓有1万多人，有的还打着标语，但事实上我一条也没看到。后来，我在通往太原的路上，还有老百姓追赶我的车，有的人还是一路追到了太原。

　　我与长治的感情是难舍难分的，无论感情的投入还是工作的投入都很深。长治是我这一生当中搞工作花的力气最大的地方，是我舍弃不掉的地方，我和它结下了母子连心般的感情呀。如果就我个人感情来讲，我希望能多在这里干些日子。

　　记者：您当初计划，长治用七年的时间达到全国中等城市水平，但事实上您只干了三年，有没有觉得遗憾？

　　吕日周：这个事情得服从组织。组织上需要我到别的地方去，我要无条件地服从。但我还是觉得，在长治我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呀。

　　六、劳官生财

　　记者：您从原平县到朔州到体改委再到长治，在很多地方工作过，但好象到哪个地方都得闹出些动静，您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会不会再放一颗“卫星”？

　　吕日周：我到哪里都想争第一，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先不论，但我有这个志向。我到哪个地方都不愿意随波逐流，不喜欢平庸。我对现在的新岗位还比较生疏，政协副主席怎么当，我现在还比较陌生。但当副职我有经验，我会找准位职，当好助手。我相信自己能做个好的政协副主席，我肯定不会在这里养老、混日子，做个光说空话而不做实事的副主席。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规律，每个职位都有每个职位的规律。正职得有正职的规矩，副职有副职的规矩。我信奉政协工作“帮忙不添乱”和“到位不越位”。就四套班子而言，更要善于加强人大和政协的工作力度才能有利于加强民主和法制。就政协的三项任务之一的民主监督而言，工作的内容太丰富，应当勇敢地朝前走，使民主监督成为反腐败的天敌。

　　当然，干任何事都会有思想矛盾，现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矛盾做得很差。我们这个传家宝不光不能丢，还要发展，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为公开的批评和公开的自我批评。因为现在秘密地批评和小范围的批评容易走过场，公开批评才能把批评意见虚心地接受；密切联系群众，应当发展为密切联系有困难的群众，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是因为一些领导是哪里富裕起来了，哪里好了，干部就去联系哪里，而这个地方一垮台就没人去联系了；这个地方穷，领导联系的就也少了；理论联系实际，应当发展为通过理论联系当地突出的问题。不少地方我们再天天喊理论联系实际，但那里上访成群，社会治安不好，垃圾遍地，多年经济发展不上去。对这些地方要下这样的结论：你没有解决当地突出问题，所以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我就是这样工作的，你说你联系实际了，但你这个地方多年没有变化，怎么解释？

　　记者：我在长治最深的体会是市委的院墙没了，市民可以自由进入，在您心目中政府该是什么形象？

　　吕日周：人民政府，先是人民后是政府，它的本来含义不是政府围墙外有人民、围墙内有公务员。当然，每年积聚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之后才能拆围墙。这个做法我只指市地以下的政府。上访的你怕不行，应该积极主动处理。因为你不下访，人家才上访。我在原平六年，最后几年，提前7天在广播里宣布，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反映，市里集合办公解决上访问题，结果没有一个人上访。市地政府的大院和单位的大院，应该是单位所有人民共享，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志。

　　记者：这三年，你会给长治留下什么？

　　吕日周：那就是人心的变化，这是最大的，而且是看不到的变化。无形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变化。

　　我离开长治前半个月，有一个镇干部在两年前吃了老乡二亩半的西瓜却没有给人家钱，《长治日报》反映此事，我在大会上批评了这件事，有的人不理解，怀疑我是否对县领导有看法，为什么走之前还批评这个事，还有的说一个大书记，怎么连芝麻大点事都要管，我就说“明明是西瓜，为什么说是芝麻呢？”，后来我去这个乡里参加会，谁吃了西瓜谁给钱。当天把钱交给这户农民。这位农民是要钱要得哭了几次，后来收到钱的时候又哭了，连连说：“感谢党”。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明明是我们对不起他，怎么还叫人家感谢咱呢？我们叫他到乡里吃了顿饭，饭后三级书记一起给这个老乡鞠了一个躬。这次会上我要求全市干部凡是吃了群众西瓜、豆腐、鸡蛋等等，必须马上交清，真正做到不欠群众一分钱。哪个干部没有钱的向县、市报告，市、县内借给你点钱，我们不能叫人民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呀。不能学了三年的“三个代表”，两年都不还老乡的西瓜钱。

　　真的，我觉得自己在长治这三年只是个开头，长治的事业我投入了很大的感情。离开这里也是种苦痛，如果再让我干上几年……

　　本报特派记者杨少明、于凌波

　　长篇连载《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

　　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长治难舍吕日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