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引咎辞职为何要“责成”
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版编辑：
4月13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笔者深为赞同。而对于“公安局长引咎辞职”事件，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据相关报道，蓝山公安局长之所以引咎辞职，源于上级机关的“责成”。
也就是说，唐某的辞职，先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形成决议，然后以一种类似于行政命令的方式，令某人提出请求。“引咎辞职”，乃是当事人因为对某件事情引以为咎，为了消除内心的不安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而主动提请辞去所担任职务，它具有主动性与对所犯过错的自我惩罚性。那么，在上级主管部门“责成”之下的辞职，显然有悖于这种本意上的“引咎辞职”，因为它更多的是被动的，或者说，是迫于压力的。这种被动式的“引咎辞职”，当然无法显示出当事人对过错的自我意识能力以及自我觉醒的能力，也不足以强化人们对引咎辞职制度的认知。
我国司法机关关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说得很充分。他说：“全面推行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对发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除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其本人应主动提出辞职，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建议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或撤换。”在这段解释中，“主动”无疑是引咎辞职制度的“关键词”，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没有主动提请辞职的，这段解释中并没有需要通过上级来“责成”其提请辞职之说，因为另有法定的程序，即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或撤换”。
因此，“责成”辞职，是一种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同样也是对被责成者某种个人权利的不尊重，当然也使引咎辞职制度的实行出现了偏差。因为一方面，如上所述，它无法体现制度的本意，另一方面，责成式的引咎辞职还可能导致对被责成者的权利伤害。具体到蓝山公安局长被责成引咎辞职一事，以及从报道显示的他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来看，我们可以相信，仅仅对唐某责成引咎辞职，实在是“轻待”了他，但此中透露出来的行政行为的偏差，以及依然存在的某种对当事人权利的不尊重，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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