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粤北山区的连州市星子镇，有一个让有关单位异常头疼的“产妇诉讼集团”，20名产妇把曾为她们做剖腹产的连州市第三大医院———星子医院告上法庭，指医院为获取高额手术费用，以欺诈手段骗她们施行剖腹产，并在收费过程中巧立名目，超标准收费。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产妇诉讼集团”发动的一系列官司连连遇挫，但它所暴露的矛盾并未消失，该镇很多未参与诉讼的产妇家庭，都对医院的手术和收费存有怀疑和抱怨。昨天，“产妇诉讼集团”的领头人何曼给记者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10天前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准

备开始新一轮的索赔行动。

　　导火索：剖腹产留下“后遗症”

　　3月的粤北山区春风送暖，生机盎然，但记者走进连州市星子镇居民何曼的家里时，却感觉空气有点凝滞。何曼一边接待记者，一边安慰着自己的老婆成好珍———第二天，这个女人又要出远门到东莞打工去了，但她自2001年在星子医院剖腹产下一个男孩，身体就一直未能康复。经期紊乱，一个月有十几二十天都在流血。

　　“这两年我全部心思都扑在官司上，只能依靠老婆养活全家，作为丈夫，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何曼当着记者的面说出这番话，算是向行将出门的妻子“公开道歉”。

　　何曼所以成了连州市远近闻名的“产妇诉讼集团”的组织者，皆缘于其妻成好珍在星子医院做的那次剖腹产手术。

　　2000年8月，怀孕3个月的成好珍到星子医院做B超，医生便怀疑她患有子宫肌瘤。9月再做B超复查，医生说子宫肌瘤在扩大。考虑到射线对胎儿有影响，加上老婆并无疼痛等感觉，何曼没让老婆按医院建议每月做定期复查。

　　2001年2月5日，预产期快到了，成好珍感到肚子很胀，再到星子医院做B超，值班医生正是第一次把她诊断为子宫肌瘤的潘医生，潘医生说这回瘤子更大了，已把胎儿挡住，不剖腹不行。看着“一直好好的”老婆，何曼满腹疑团。第二天，他亲自带老婆上医院又做了一次B超，结论还是一个———只有剖腹才能保证产妇和胎儿安全。何曼说，当时自己是在满脑子疑问中签字做手术的。

　　当天，成好珍上手术台，剖腹生下一个儿子，母子平安。但当何曼问医生那瘤子如何时，潘医生却说“没有瘤子”。何曼又追问“你们刚才还说有，怎么现在又说没有了呢”，潘医生说：“可能是你老婆的肚子越来越大，把瘤子扯平了。”潘医生的解释在何曼看来非常可笑，并由此认为医院是为了赚手术费，才骗他老婆挨这一刀。

　　一个星期后，何曼办理出院手续，双方为3441元的收费发生了争议。“医院在乱收费！外面卖1元一包的红纸(即卫生纸)，医院却收我10元；给孩子打一针乙肝疫苗，收了我50元。这些加上两次B超总共210元，医院都没开单据。在开了费用清单的部分，也有两项收得不明不白，其中‘医疗处理费’一项收了140元，‘其他’收了175元。”何曼说：“我找院长李海涛理论，他拍着桌子冲我吼：‘才收你三四千元算啥嘛，不信我可以收你五六千！’”

　　何曼气愤至极，他认为，首先医院不该骗他老婆来挨一刀；其次医院不该乱收费；再者李院长不该因为我是个小老百姓，就以为可以把我吃定了！结完账后，他把还在不断喊痛的老婆接回家中，自己径直坐车赶往70公里外的连州市，踏上了告状之路。

　　上访：物价局认定收费混乱

　　当天下午，何曼接连跑到连州市消委会、市卫生局和市物价局投诉。向卫生局的投诉基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鉴于妻子出院后两个多月才能勉强起床活动，2001年7月，何曼向卫生局反映医院的手术造成了医疗事故，卫生局让他交600元费用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但他没做。记者问他原因，他说没钱。他还说老婆出院后1个月内曾到连州市人民医院做过一次B超，也被诊断患有子宫肌瘤。“但这家医院和星子医院有很深的渊源，我不相信这个结论。”何曼说，后来因为经济更加窘迫，妻子就再没做过检查。但他始终肯定妻子没患这病：“如果有，这么长时间要长多大了？我老婆还能撑到今天吗？”

　　向物价局的投诉倒是实现了他的部分目的。连州市物价局10天后发出复函，认定星子医院确实存在收费混乱的情况。复函称，经该局检查，星子医院对成好珍收取的3181元有凭据收费中，同时存在多收手术费和少收药品费用两种情况。多收手术费部分共518元，其中，医院另立名目收取的为“终消费”10元、“接生费”100元、“抢救费”200元、“材料费”40元，总共350元；高于标准多收的有房租费52元，手术费80元，本该只收13.80元的出生证收了50元。与此同时，医院少收了成好珍各种药品费918元。复函建议双方“协商处理”。

　　对物价局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方式，何曼当然不满意：“太荒唐了，如果医院都这么粗枝大叶，每个病人少收几百，那医院不得垮了？！”何曼随后又赶到清远，向连州市物价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清远市物价局反映情况。估计是这次上访起了作用，星子医院很快退还了多收的518元手术费，对“少交”的918元也表示不再索取。

　　医院的“让步”坚定了何曼索赔的信心：“你如果没有鬼，凭啥要给我钱？”在接受医院退款的第二天，他开出了新的和解条件：他给医院500元自然产费用，医院则要退回已收取的3500元剖腹产费用。因为“本来就不该剖腹产，做剖腹产的费用哪怕是10万元都与我无关”。

　　20产妇提起集体诉讼

　　打官司为后代做好事

　　但何曼并不是要和星子医院单打独斗，他掌握了一张在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底牌———20名产妇的类似经历！

　　和医院闹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何曼听该村嫁出去的何卫珍说，她前些时候也是在星子医院做的剖腹产，医生也说她患了子宫肌瘤。产后计生站让她去上环，再三检查都没发现子宫肌瘤。何卫珍还说，附近村里很多产妇只要进了星子医院，都会被以各种借口要求做剖腹产。

　　何曼说，此后他花几个月的时间做了调查，发现从1998年到2001年，星子医院做剖腹产的数量“简直是一个高峰”。他访问了70多名在该院做过剖腹产的妇女，发现医院给她们动手术的理由“非常可笑”，包括胎儿横生、胎儿坐生以及产妇个子太小、不动手术肚子会爆开，等等。有的妇女甚至头一回在星子医院做了剖腹产，而在别的医院生第二胎时却获医生鼓励而自然产下孩子。

　　何曼说这令他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并开始准备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诉讼，他把打官司的目的上升到“为星子镇子孙后代做一件好事”的高度上。

　　连州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是这样归纳这起集体诉讼的：“2001年10月19日，何曼自具民事诉状，并在原告人一栏写上梁新勤、成好珍等共20人的名字。诉状称，从1999年2月24日起到2001年6月期间，这20名产妇分别在星子医院处做剖腹产手术等手术，院方利用做手术之机，开出虚高的发票，实行欺骗性收费，骗收上述20人中最高额达1984.9元、少的也有576.50元为理由，状告星子医院，请求返还多收的医疗费用25666.50元，赔偿何曼为诉讼产生的误工费、电话费、交通费等16500元。”

　　无律师官司连受挫

　　尽管“产妇诉讼集团”的20名当事人对医院各自有着满腹的牢骚，但他们在诉讼的道路上却不堪一击。由于缺钱，他们没有聘请律师，只是把官司委托给了何曼。由他操持的官司败诉，应该说一点也不意外。

　　该案于2001年10月19日由连州市人民法院立案，同年11月7日，法院以一纸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诉讼请求。原因简单得让人哭笑不得，法院认为“何曼是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不具备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官司还没开始就栽倒在程序问题上。

　　受了这个挫折，产妇们动摇了打官司的信心，只剩何曼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次，连州市法院开庭审理了案件。签有何曼名字的《病员家属(组织或本人)同意手术记录单》上，在“术前诊断”后写有如下内容：“1、妊娠合并子宫肌瘤？2、足月单胎活胎。3、胎膜早破。4、羊水稀少。”但何曼强调，他曾向法庭指出星子医院多处窜改了病历，包括“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后面的那个“？”也明显是事后窜改的。但因为无钱缴纳司法鉴定费用，他的意见未被法庭采纳。

　　另一方面，医院的答辩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成好珍的术前诊断完全符合剖腹产的要求；手术是经何曼签字同意后实施的，医院没有强迫；尽管诊断时怀疑成好珍患有子宫肌瘤，但手术是为了成好珍及胎儿的安全，并不是为了切除子宫肌瘤而实施的，所以医院没有过错。医院还提出反诉，要求何曼补交918元医药费。2002年8月27日，连州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成好珍的诉讼请求，判令成好珍向医院补交918元医药费，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842元。何曼随后提起上诉。2002年12月20日，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但何曼仍然不服气，他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广州，向广东省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上访，向新闻单位求助。

　　医院：声誉损、收入跌、院长仕途受阻

　　何曼和“产妇诉讼集团”的官司给星子医院的声誉造成了很大损失。该院院长李海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01年发生官司事件后，作为连州市第三大医院、一等甲级医院，星子医院全年的收入锐减至415万元，2002年才基本摆脱了官司带来的负面影响，回升到498万元。

　　官司同样拖了李海涛个人前途的后腿。2001年，组织部门把他列为连州市卫生局局长的候选人考察，因为这场官司，李海涛只能眼睁睁看着竞争对手登上了局长的座位。

　　李海涛认为，20名产妇状告医院其实是何曼“作怪”的结果：“何曼跟她们许诺说官司包打赢，打赢了大家就可以分钱。”李海涛否认星子医院剖腹产率畸高的说法。他说那些产妇大多是在不能顺产或在附近乡镇医院无法做手术的情况下才送进星子医院的，产妇到这里来的目的基本就是做剖腹产。

　　关于星子医院乱收费问题，连州市卫生局也予以反驳，认为只是存在“计费问题”：由于星子医院未按规定设专职计费员，计费单都是由主治医生填写，医务人员为追求手术的奖金提成，便故意压低药费而增大手术费。在成好珍的收费记录中出现“终消费”10元、“接生费”100元等多项不合理收费，又少收了其他药费，就是医生追求手术费奖金提成的结果。

　　李海涛进一步说明称，星子医院的收费总额是按物价部门的标准执行的，而且考虑到农村患者的支付能力，很多项目还降低了收费标准，对于“少收产妇药费的情况是否普遍”这一问题，李海涛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个案。

　　李海涛向记者总结了何曼及“产妇诉讼集团”给医院留下的一连串“教训”：“一是我们做手术时更慎重了，给病人讲得很清楚，家属要签字，病人要签字；二是收费和计费更加规范，所有收费标准都拿到物价局审核，并向病人公开，连每一张纸的收费都要在清单中写清楚，接受群众监督。”

　　对于记者提及成好珍至今仍经期紊乱的状况，李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子宫肌瘤恶化的症状。

　　精神与肉体的“刀疤”

　　尽管李海涛一再声称何曼及其发动的20人集体诉讼是该院建院以来发生的首次诉讼，连州市物价局和卫生局也表示，除何曼外没有任何人对星子医院的手术及收费问题作过投诉，他们也未发现星子医院在剖腹产手术中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但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未参与这次诉讼的产妇后，却发现她们也有话要说———

　　24岁的梁新勤如今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梁是星子镇上的居民，这个健康、活泼、漂亮的女子的家境，比左邻右舍那些村民要强许多。谈起2001年1月在星子医院做的剖腹产，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当时我一点不疼，只是到医院做例行检查以防万一，谁知做完B超医生就说羊水不够，小孩在宫内缺氧。我家公公不同意手术，但医生说不做孩子就有危险。我当天就做了剖腹产，可小孩生出来才5斤半重。我啥病都没有，是医生吓唬我，我家才开刀的。”她的公公谢开建在一旁挽着袖子说：“我当时就不相信，我媳妇这么高大健康会生不出来？孩子出院后我们一打听，才知道医院就是这样骗人做手术的！”

　　在离梁新勤家不远的邻居中，记者又采访了4个近年在星子医院做过剖腹产的家庭，其中除何群辉外，邱幼英、兰完香和唐梦云都没有参与何曼组织的官司。但邱幼英和兰完香同样对剖腹产持有异议。邱幼英说，那次手术她家花了3300多元，到现在还欠着2000多元，估计得花两年才还得清。兰完香家为此花费了3200多元，她准备今年和丈夫一起到广州或东莞去打工还债。

　　对于星子医院，与何曼的纠纷一天没完，都是一个“危险”的示范。毕竟，物价局曾证明其收费混乱，谁知道发生在成好珍身上的乱收费会不会也发生在其他产妇身上？当初参加了集体诉讼的何卫珍就表示，她们会看何曼家的诉讼结果再决定是否重新提起诉讼。而现在，何曼已开始申诉。

　　开春之后，为了生计，为了偿还他们生孩子欠下的债，成好珍和那些产妇姐妹们又离开了村庄，奔赴城市打工去了。成好珍在东莞打工的那家外资企业专做水龙头，每天上班8小时的收入是400多元，如果多上几次12小时的班，她每月就能挣到500多元。她对记者说，只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好一点，少上医院，因为每去一次通常就得花掉一两百元。但不去似乎又不太可能，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垮了。

　　剖腹产，在星子镇这些年轻的母腹和心灵上，都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疤”。新快报记者禄兴明 赵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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