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鑫泉宾馆原是衡南县委、县政府的招待所，后来承包出去，由于种种原因，宾馆经营状况不好。2002年，鑫泉宾馆由衡南县政府办代管，由政府办一些干部集资经营，尔后按股分红，并承担经营风险。为了顺利经营，他们以县委办、县政府的名义下发了“红头文件”，强制性要求全县机关、事业等财政拨款单位到此消费。109个单位在一年内要消费170多万

元，有关消费费用由县财政按季度代扣。

　　反对

　　怎么吃都是腐败

　　周士君

　　如今，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强调艰苦奋斗，勤俭办事，可衡南县委、县政府却给下属单位下达所谓的公款餐宿指标，要求所有被分配有“公款消费”指标的单位按时完成任务，不吃不喝的单位则由财政在拨款中代扣代交到宾馆，并责成“由政府办、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组成审计组督促落实”，真可谓明目张胆地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

　　据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之所以出此下策，也实在是有“难言之隐”。该县属农业大县，经济欠发达，单位和个人的消费能力都很有限，而作为县领导心目中“宝贝疙瘩”的某宾馆也因此“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为“帮助宾馆走出困境”，县委、县政府只好硬性将公款就餐、住宿等指标，分配到各乡镇和县直机关单位，甚至连最清苦的县残联也没放过。

　　据报道，这家被保护的宾馆不仅饭菜质量差，而且价钱贵，许多单位在这里根本开销不起。有的边远乡镇为到县里指定宾馆吃顿饭，则需要走上六七十公里的冤枉路，费时费力不算，还很容易误事。这就难怪各单位对如此强摊甚为不满了。

　　政府强行分派餐宿指标，不仅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且更违背了反腐倡廉的根本宗旨，是在拿党的政策开玩笑。

　　赞同

　　吃喝招标也没啥

　　曹林

　　如果操作得好的话，监督到位，责任明确，产权清白，倒真的可以实现“节约公用消费支出，有利于干部廉洁”。政府为了自己办的宾馆脱困营利，以红头文件的方式强制下级单位消费，这种做法当然非常不可取，但如果把“以红头文件强制下级单位消费”当做减少“吃饭财政”支出和硬化政府财政预算的手段，又何尝不属政府有效治理“公款吃喝”的制度创新呢？

　　在各地追逐和攀比之风的推动下，公款吃喝招待的标准和费用更是日益见涨，这倒是个好方法，以发红头文件的方式规定下级凡有公款招待，必须到“固定地点”消费。这个“固定地点”的产权当然不能属于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的形式向社会开放。满足“固定地点”得有个条件，就是能保证在该地区价格公道，酒菜质量可以保证。这个“固定地点”必须定期接受评估，看能不能满足上述条件，不能满足的必须再向社会进行“招标”，以期在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价格。在这个“指定地点”，规定接待标准，如遇特殊情况“超标准”得提前申请。如此这般，看能不能对付公款吃喝中腐败之风。

　　既然吃喝招待支付的是公款，就已经纳入政府采购的法律范畴，政府既有权力支配资金的使用，又必须遵守公共财政开支的效用原则。

　　即便是公款吃喝，同样可以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和完善。

　　引申

　　使使劲儿望远看

　　李克杰

　　仔细看过这篇报道后，你会发现，这起“强制消费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它是“官”“商”一体的必然，也是“带薪下海”的恶果。

　　这起强制消费事件的发生与“政府办的12个人和其他一些干部”集资经营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政府部门的干部一边行使行政权力，一边经营自己的鑫泉宾馆，宾馆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投入资金的效益，直接影响他们的年终分红，因此，他们迫不急待地要使宾馆“走出困境”，否则他们是要“承担经营风险”的。他们既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者和监督者，同时又是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正所谓“既当裁判又当队员”。这样一来，官商一体，以权谋私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带薪下海”和“带职下海”的恶果。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把这个事件与吉林省榆树市的“带薪下海”比较一下。至少有以下几点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一是这些干部在国家机关都有身份、有职务、有待遇；二是都在经商，经营的好坏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唯一不同的是，榆树市的干部是“离岗不离职”。也许有的同志会说，离岗以后就等于暂时失去了权力，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会出现这种以权谋私的现象。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基于假设。对于这些干部来讲，没有任何制度和机制能制约他们进行权力出租和交换，因为他们离开了岗位，给人以“无权”的假象，而他们经商，获得的利益在表面上又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最终，在合法的形式掩盖下的“权力出租”和非法交易就畅通无阻了。湖南衡南县这一恶劣的强制消费事件，就是吉林榆树市干部“带薪下海”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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