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子雍
有一家叫做政经风险顾问公司的国际咨询机构，搞了一次例行的调查活动。他们先后对1072名在亚洲工作的外籍雇员进行访问，了解人们对全球各地廉洁情况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继续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国家，而中国香港的廉洁也比去年上升一级，在亚洲区仅次于新加坡，名列第二。
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形成一个廉洁、祥和的社会，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敢于声称他们在这件事上已经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不过，在廉洁程度的较高较低上，国家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也因此，前述国际咨询公司所做的调查就颇有意义。对他们的调查结果，我们固然不可以视为百分之百准确，但它起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更何况，新加坡和香港在廉洁方面的建树，还可以帮助我们坚定如下信心———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丧失了活力，而炎黄子孙，更当有能力在反腐倡廉这件大事上有所作为。北京一些主流媒体之所以纷纷披露这条消息，我以为原因即在于此。
说到香港，其实在历史上也曾腐败得一塌糊涂，只是在廉政公署成立并健康运行以后，情况才有了根本转变。当然，全面总结香港反腐倡廉的经验，非一篇短文力所能及，但剖析发生在最近的梁锦松买车避税事件，却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些门道。
梁锦松是香港的“财政部长”，前不久，他在对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政策了如指掌的情况下，于调税之前买了一部轿车，省了19万港元。事发后，舆论一片哗然，市民纷纷指责，尽管梁锦松立即公开承认自己的“疏忽”，并将所省之钱加倍共38万港元捐给慈善机构，但仍然遭到立法会的质询和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批评，甚至不得不递出辞呈。就这样，事情仍没完没了，香港廉政公署已正式立案调查此事。
据我所知，有读者在对北京一些媒体刊载香港廉洁度名列亚洲区第二的消息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批评这样一条消息为何不同时公布中国内地的廉洁度在亚洲及世界的排名。但我以为，这种不公布其实就是一种含蓄的公布，即承认内地的排名要落后于香港。了解到这一点以后，紧要的问题则是，我们应该怎样以香港为师，在反腐倡廉上真正加强力度，确实取得显效。比如，不妨设想一番，倘若梁锦松买车避税的事发生在中国内地，那么：一、市民会不会很快知晓此事？二、媒体会不会纷纷抨击此事？三、人代会会不会就此事质询此人？四、最高行政长官会不会发表公开信批评此人？五、此人会不会立即感到大事不好，又是捐善款、又是递辞呈？如果答案都是“不会”，另外，我还从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得知，有内地官员认为香港人对梁锦松的穷追不舍是“小题大做”，倘若这就是中国内地对梁锦松买车避税事件的主流认识的话，那我以为，我们和香港在反腐倡廉这个问题上的差距，首先就表现在观念滞后上。
建有一整套相当严密并切实执行的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制度，是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民主社会里，被监督的重点不是老百姓，而是那些手中握有或大或小权力的官员。加强这种监督，既是社会健康发展之必须，同时也未尝不是对官员本身的爱护。试想，连并不直接违法的买车避税一事也被穷追不舍，那梁锦松尽管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又如何能犯下像内地某些腐败者那种贪污数百上千万元公款的罪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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