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宣布的中国首例脑死亡，一定程度上带着“制造”的痕迹。“策划”这一事件的同济医院教授、剑桥大学博士陈忠华说，在“首例脑死亡”的案例操作中，他的身份不是器官移植专家，而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大夫，“这是一个很干净的案例，不怕质疑”

　　46天后，武汉东西湖区的毛子俊才从当天的报纸上得知:父亲毛金生的去世被称作是“中国首例脑死亡”——4月11日，武汉同济医院通过媒体公布了46天前发生在医院的这一“

事件”。

　　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

　　4天后，29岁的毛子俊在接受采访时仍满脸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地“一夜之间成了名”，不断地被媒体追踪采访，“有些接受不了，心里很乱”。在叙述当中他一再想表达的是，这一事件中自己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更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

　　“3月22日晚上7点多，当时他正在看我们结婚录制的光碟，有说有笑的。没想到上完厕所回来就满头出冷汗，不能说话。”2月8日刚结婚的毛子俊回忆说，这之前，61岁的父亲除了有点糖尿病外，身体一直都还不错。在当地医院初诊为脑干出血后，毛金生次日晨被紧急转往市中心的同济医院。“脑外科的专家会诊后认为，情况非常严重，随时有危险。”毛子俊说，“当时我们手里带着3万多现金，家里人表态——不管花多少钱，也要把病治好。”

　　但是，父亲的病情在4月24日继续恶化，已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毛子俊说当时来了七八个专家会诊，“很感谢医院这么重视”。他已很难记起当时做了几次诊断，只记得专家和家属一起“开了两次会”。

　　开第一次会时的毛子俊手上已经有了病危通知单，“专家说要做好准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第二次会是在4月25日晚上的9点钟，“当时专家就说，父亲的心脏还在跳，但其他地方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脑干反射消失。在国外，按惯例这已经是脑死亡。问我们愿不愿意录像，保存好完整的资料，为以后的教学和立法做贡献。”毛子俊回忆，当时家属并没想到那么多，“只知道人已经不行了”。

　　在这个时候，毛子俊面临着两种选择:签字承认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每天继续提供几千元的费用对父亲进行治疗，延续心脏跳动这一生理反应——而这在传统里面，意味着人还没有去世。

　　毛子俊的父亲生前是街道退休干部，医疗费用可报销75%，“不存在费用问题”。但他也从专家那里明白一个事实:不管用什么先进的仪器，继续治疗是无谓的，父亲不可能再活下去。

　　在这两个选项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前者。他说，家属之间并没为这一选择产生过争执，另外一些家属跟他一样，没有反对意见。“当时的会议作了纪录，在场的十几个亲属都在上面签了字。”

　　这确实是一个范例

　　领衔进行诊断的同济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张苏明教授，依据此前进行的三次脑死亡诊断填写了《死亡通知书》。“这是一份特殊的死亡通知书。”张苏明说，通常通知书上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而在这份通知书上则是:“脑死亡，脑干死亡。”

　　当晚10时45分，帮助毛金生维持了30多个小时呼吸的呼吸机被拆除。11时零5分，毛金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的21分钟。“当时的场面十分感人。男家属相对比较冷静，一些女家属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张苏明教授回忆说。

　　在这21分钟，当其他家属都在病房注视着父亲的时候，毛子俊说他一直呆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我头脑一片空白，什么感觉都没有。”当病房里面的父亲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他终于做好了准备，他知道怎么救都救不回来。

　　4月12日晚，在央视播出“中国实施首例脑死亡”的消息时，坐在陈忠华身边观看新闻的是英国器官移植学会前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对陈忠华说，“这是在中国脑死亡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身为同济医院脑死亡工作协作组组长的陈忠华在受访时，更愿意用“国际上(而不仅是国内)引起反响”来表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而在这一事件的传播中，一个关键词汇是:“首例”。在公众的印象中，脑死亡的记录这次并非是第一例。但张苏明教授告诉记者，说“首例”有明确依据:第一次按正规的脑死亡标准(卫生部颁布的《脑死亡判定标准(第三稿)》)，通过严格审查;正式通知家属，征得家属同意，终止治疗;全程用图像记录案例资料。

　　“这不是中国人首次实行脑死亡，但以往的案例没有公开报道，没有公开的标准，没有严格的科学资料作为证据。”陈忠华教授说，在这一案例中，他是策划者，对整个操作步骤、程序、标准等进行监控，“这确实不是炒作，是一个范例。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又没有违背法律，延伸生命的自主权。”

　　最终还是要促进立法

　　“要通过这一案例传递一个科学概念，让人们对死亡的本质有一个重新界定和认识，同时推动立法。”张苏明教授说告诉记者，这是实施首例脑死亡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与脑死亡专家的沟通中，“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放在一起则成为专家避讳的话题。担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陈忠华严谨地向记者表示:“我的身份是多重的，在这一案例操作中，我的身份是一名外科医生，一名科学家，我在这中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这一案例不存在器官要求，是一个很干净的案例。”陈忠华表示，即便是此事推动促成脑死亡立法，也对器官移植供体缺乏起不到缓解作用，更无实质性的帮助，“产生质疑是正常的，科学在质疑和争论之间明了。”“我们所做的和所谈的是纯科学的事情，最终还是要促进立法。”张苏明教授说，“至于立法后会有什么功效，那是‘后话’。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往往会把好的事情抹黑。”(特约记者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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