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总是伴随着与传染病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近两个世纪来，人类征服病魔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种各样的传染病———

　　终将被人类征服

　　也许，由于“非典”的出现，人类又有了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

　　穿过长长的时间隧道，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在人类历史的征途上，总是伴随着与传染病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人类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已处于上风。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征服新的传染病。

　　触目惊心的“战争”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四年前将1918年埋葬在阿拉斯加的一名妇女和挪威朗伊尔城8名年轻矿工的尸体挖掘出来，以研究流感病毒是如何致命的。

　　这些人均死于“西班牙流感”病毒，该病毒在1918年造成了全球4000万人丧生。

　　有史以来，人类就在不断地对付各种各样的传染病。

　　与病毒和细菌的斗争，无疑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没有硝烟但触目惊心的“战争”。

　　最早有记载的大规模传染病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尼罗河沿岸，记录于埃伯斯纸草文稿中。但是，有详尽细节描述的第一场传染病灾难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源于亚洲的瘟疫席卷了雅典，在两年内害死了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

　　尽管中世纪的医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也有了重视健康的观念，但瘟疫出现的时候，一切都被摧毁了。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写过1348年佛罗伦萨的鼠疫，在3年的时间里，瘟疫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当时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无处不在的老鼠与跳蚤，使病菌很容易地滋生和扩散。鼠疫使欧洲人口只剩下三分之一，威尼斯10万居民中有7万人死于鼠疫，英国也丧失了58%的人口。由于士兵大量染病死亡，一些战争也被迫中断，例如百年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就因此被迫签署了停战协议。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也出现过鼠疫流行的新苗头。除了放血疗法和使用草药外，人们还用烟草来与鼠疫作斗争，但此后的鼠疫疫情的严重程度都比不上中世纪那一次。

　　西班牙也是鼠疫的受害者。巴塞罗那的5万居民就死掉了3.8万，纳瓦拉的居民减少了78%，死于鼠疫的有公证人、法学家、宗教人士、医生和政界要人，最令人震惊的是，连国王阿方索十一世都成了鼠疫的牺牲品。

　　16世纪梅毒肆虐欧洲。高烧、头痛、嗓子痛、淋巴结肿大、脱发、肌肉痛、口腔溃疡等是感染梅毒的主要症状，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几年之后就会导致患者失明、心脏疾病、瘫痪、脑部疾病或死亡。从农民到国王，所有人都可能遭到梅毒的侵袭，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就得了梅毒。

　　然而，最大的祸害是西班牙人在美洲种下的。他们将天花、麻疹、斑疹伤寒和流感带到了美洲，土著人对这些病根本没有抵抗力，对美洲的征服变成了一场病魔的大屠杀。当西班牙人在1520年入侵阿兹台克人的领土时，带去了可怕的天花。西班牙人已经对这种病有了免疫力，而阿兹台克人则认为这是神明将他们抛弃，站到了征服者一边，因此他们未作任何抵抗就不战而败，任由征服者占领了自己的土地。天花会引发高烧、浑身乏力和严重皮疹，死亡率很高。西班牙人入侵时的墨西哥还有3000万居民，天花的侵袭使他们在40年后只剩下了300万，一个世纪以后就只有160万了。

　　此后，人们又发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痢疾。它是一种肠道疾病，其流行主要是卫生条件差的结果。1812年6月，拿破仑率领近50万大军入侵俄国，当大军行至波兰和俄国西部的时候，近半数士兵因斑疹伤寒和痢疾而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当拿破仑下令撤出莫斯科的时候，他的军队剩下8万人，而1813年6月撤退行动结束时，拿破仑手下只有3000多名士兵。死于斑疹伤寒和俄国严冬的官兵比战死沙场的要多得多。

　　虽然这场瘟疫对政治造成了巨大影响，但在人口方面带来的恶果却远不及1918年那场横扫全球的大流感。这场大流感在世界饱尝战乱之苦时到来，在几个月内笼罩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其全球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500万人，流感病毒的威力胜过了任何坚船利炮。仅有20%的感染者与死亡擦肩而过，更多的人在被感染几天甚至几小时后死亡，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因此降低了12岁。在那一段灰色的日子里，人人自危。除了市民，警察也戴上了口罩，人们携带着大蒜、洋葱上街，往日热闹的公共场所和学校空空荡荡。

　　到了20世纪，人类仍然遭受着传染病的侵害。距我们最近的几次疫情分别是造成200万人丧生的1957年“亚洲流感”、1968年的“香港流感”以及1977年的“俄罗斯流感”。

　　从未放弃战斗

　　人类最终知道传染病是怎么回事，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

　　在此之前，人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人得病直到死亡。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认为是恶魔钻进了人的身体。在欧洲，药剂师和巫师用咒语、驱病舞和配制的彩色药水驱赶恶魔。如果病人死了，他们就解释说死者偿还了他的罪孽。在天神报应的理论面前，人们显得软弱无力。

　　但尽管如此，人类从来没有放弃寻找控制疾病的方法。

　　早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我国的医书上就有接种天花疫苗的防治方法。古代人发现，只要得过天花病的人就不会再感染天花，于是，他们把天花病人伤口上结的痂制成粉末，让健康人吸入，或者在皮肤上切开小口，把粉末撒在伤口上。当人受到轻微的病毒感染后，对天花的免疫力就会出现。当然，这种方法的危险性也是存在的，本来用于预防的疫苗很可能会导致病毒感染。因此，每一次接种，都等于是一次赌博。

　　到了19世纪，人类逐渐发现了自身的免疫系统，建立了免疫学。特别是多种疫苗的研制成功，为人类与病魔作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战胜疾病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

　　1885年狂犬病疫苗的发明以及1890年治疗白喉抗毒素的问世，为人类迎来了20世纪大规模战胜疾病的曙光。1921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脱颖而出；1928年，世界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应用于治疗；同年，一种治疗百日咳的疫苗诞生。到了70年代以后，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一个偶然的机会，外科医生爱德华·詹纳的发现使人类找到了消灭天花的武器，他也成为人类对抗传染病历史上不可以不提的英雄。詹纳医生发现，得过牛痘的人不会得天花，而牛痘这种病又不会对人的生命形成威胁。于是，人们用牛痘疫苗预防天花，收到了奇效。1977年，在人类感染天花至少3000年以后，这种疾病永远地消失了。

　　随着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不少长期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传染病的死亡人数一直在下降。那种疾病一下子吞噬数千万人生命的时代几乎一去不复返了。

　　战斗仍会继续

　　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有的时候更像是一次赛跑。病毒不断变异以期逃过人体免疫系统的束缚，人类必须赶在病毒猖狂侵害人体之前研制出它们的克星，以维护人类的安全。

　　令人恐惧的霍乱、鼠疫爆发过去以后，人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共卫生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于各界的共同努力，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环境卫生的改善也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危害。但是，在人类远离一些传染病时，新的传染病又来到我们身边。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的力量似乎越来越强大。我们制造汽车、飞机，让人的行动更自由；我们发明仪器、机械，帮我们开垦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制造和扩张城市，使得人的一生得以在钢筋水泥筑成的封闭空间中完成。当人们自认为通过改造自然可以生活得更加安全和舒适时，人们忽略了人类行为的负面作用：人类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传染新的病毒。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中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鼠疫)的泛滥，正是由于将森林砍伐殆尽引起的。因为砍伐森林，狼急剧减少，老鼠则因天敌的减少而大肆繁殖。以激增的老鼠为媒介，鼠疫病菌才得以大规模袭击人口集中的城市。人类过于急躁地追求经济发展的果实，自己制造了新的灾难。

　　历史的错误仍在上演。人为的滥伐热带雨林，使雨林生物四处逃散。人类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庄稼，造成鼠类数量的增加，结果便出现了鼠类传播的出血热。人类破坏生态神秘的平衡结构，等于自己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不仅是滥伐森林，建造大坝形成的大面积静水，使蚊子获得繁衍生息的“沃土”；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拥挤，使病毒的传播速度加快、面积扩大；全球的气候变暖，使携带病毒的蚊、蜱等害虫有条件到热带以外的地方生存；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和贸易的国际化，也大大增加了食物源传染病的发病危险。另外，一些抗生素和杀虫剂的使用不当，使某些致病微生物和传播疾病的媒体产生了抗药性。许多有名望的抗生素，现在对一些普通的传染病，如肺炎、耳炎、结核病等，已基本失去了效用。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在过去的20多年间，已经发现并得到确诊的新型高度传染病就有30余种，其中包括艾博拉出血热、艾滋病、丙型和丁型肝炎、一种新型的霍乱等等。此外，某些曾经被认为得到根治或控制的传染病又有复发。据说结核病由于和艾滋病毒的传播有关，它正在世界范围蔓延；霍乱过去在许多国家已经绝迹，但由于饮水和环境卫生恶化，又开始卷土重来；由于放松了消灭蚊子，登革热也开始在一些城市重新抬头。

　　可见，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是不会有止境的。

　　必将征服新病魔

　　应该说，在今天人类与病毒的斗争中，人类已经越来越占有领先的优势。

　　随着人类对各种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个个医学难关也随之不断被攻克，人类摆脱各类疾病束缚的速度日益加快。这种趋势随着当代高新技术的应用，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20世纪80年代，疯牛病在英国首次被发现。此后曾有一些专家预计，英国经由疯牛病感染新型克雅氏症的人数可能高达50万，这曾一度引起恐慌。然而，由于基因技术的运用，病因很快被确定，因此各国在采取了必要措施后，这种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20世纪末，英国实际确诊的新型克雅氏症患者只有55人。

　　同样，如今科学家用基因与计算机技术快速破译“非典”病毒基因，能够使“非典”病例在刚刚出现不久就被发现。“史无前例！”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传染病的执行干事戴维·海曼在形容“非典”病毒基因的破译速度时这样说道。因为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科研人员仅用十几天时间，就确定和破译了“非典”病毒的基因图谱，并开发出检验仪器。

　　上海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俞顺章教授，在回顾总结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无论何时何地出现新的传染病，只要全世界通力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对疾病进行密切监测，就一定能够将其封堵甚至消灭。与传染病的斗争，必须强化合作意识。

　　比如，针对流感，全世界就建立了专门的网络。各国的志愿者发布大量信息，由传染病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实现了全球信息共享。美国在2001年出现炭疽菌事件后加强了防范措施，全美紧急救治中心发挥了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全球网络连接，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也完全可以及时了解到该病毒的危害程度以及具体的防范措施。

　　俞教授认为，传染病虽然是危险的，但它绝不是不可控制的。医学已经开始揭开病毒之谜，疫苗、抗病毒药以及有效的干扰素，已经开始显示制服病毒的威力，基因工程的发展为研究病毒开辟了新的途径。

　　科学的每一次发现，都是人类迈向自由的一步。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而不是越来越多的限制。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身边的传染病，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度恐慌。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完全有能力征服一个又一个传染病！本报记者许菊芬、徐蓓、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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