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长赵金凤正在为麻醉师张之翠打增强免疫力的针 本报记者李贵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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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一龙

　　有这样一群人———护士6小时一班，大夫分成日夜班，而他们却得24小时随时出动。

　　他们经常要面对这样的情形———“当时我的眼睛几乎贴到了她的嘴唇，患者粗重的呼吸就在眼前”，“患者比平时更大口地喘息呼出的气沫直接就扑到了脸上”。

　　，他们只出现在重症患者面前。

　　他们是离重症患者最近的人。

　　与病毒零距离

　　前天晚上六点半，一名中年妇女患者突然严重窒息，在这种情况下，插管上呼吸机是当务之急。小剂量麻醉后，麻醉师小心地将送气管从患者的口腔插入主气管内，护士长则在一边用气囊为他鼓气。麻醉师张之翠扳着患者的头，俯身在口腔上观察着，“当时我的眼睛几乎贴到了她的嘴唇，患者粗重的呼吸就在眼前”。

　　巨大的不适突然使患者清醒过来，她一把扯掉气管，胸部急速起伏，大口地喘着气，大量含有病毒的呼气顿时弥漫在病房中，“当时她呼出的气又深又大！”张之翠回忆道。由于呼吸困难和高流量氧气的冲击，患者比平时更大口地喘息呼出的气沫直接扑到了正在操作的五人脸上。当时没有一个人下意识地往后退，“我们必须马上把气管插回去”。这是一种有悖本能的下意识，一种职业的下意识，这个瞬间的反应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会的。

　　这样的习惯性的操作是他们经常要面对的。

　　非典患者的肺部呈纤维状，这使得他们呼进的空气无法在肺内被很好地吸收，严重的患者会出现窒息，接着可能就是死亡，这时就需要及时给他们插管安装呼吸机，这就是麻醉师们的工作，也是最危险的操作。

　　工作节奏逼人

　　前天那次紧张的抢救之前，“工兵班”的护士长曹金凤刚刚准备吃晚饭，电话响了，救护车已经在宿舍门前等候。所有麻醉科人员全部被拉到医院进行紧急抢救。深夜12点，任务结束时，曹金凤才意识到自己一天只吃了一顿早饭。

　　因为没有呼吸科，呼吸机的安装和调试理所应当地落在了麻醉科的身上。地坛医院8个SARS病区，只有4个麻醉师和1个护士长。

　　“其他护士都下到各病区了，我现在成了‘光杆司令’。”护士长曹金凤苦笑着说。

　　麻醉师最熟悉的当然是麻醉机，但现在，他们不得不开始从头学习呼吸机的使用。张之翠是麻醉科里最年轻的大夫，但也已经有了10年的工作经验。在他的宿舍里，放着介绍呼吸机使用的专业书籍，一回去，他就会看书学习。

　　虽然各个病区严格分开，但在医院里，他们“享有”在各病区走动的“特权”。

　　最需要的护士可以征调，但由于麻醉师专业性强，无人能替，他们只能扛下巨大的工作量，坚持24小时随时待命。4名麻醉师和1名护士长整个白天都在医院。晚上下班后，住在医院旁边的刘子军大夫负责突发的治疗。当更严重的情况出现时，所有麻醉科的人员都需要马上赶到医院。

　　保护自己救助别人

　　曹金凤护士长的颧骨上有两道深深的红印，同她一样留有这样印记的还有其他4名麻醉师。他们没有比普通医护人员更严密的装备，只好用胶带把口罩所不能遮住的脸部皮肤挡住，以防止病人呼出的气沫落在皮肤上。医院还为他们配了提高免疫力的针剂，由于人手紧缺，麻醉师们不得不互相注射。

　　从接触非典到现在，麻醉科的人员没有一个人倒下。作为距离病人最近、最危险的人员，他们知道，只有充分地保护自己，才能有效地救助别人。

　　小装置大作用

　　危险的任务不仅让麻醉师超常工作着，更“逼”出了不少好点子。麻醉科主任王金静发明了让呼吸机的排气管道通过装有消毒水的装置，一下子减少了病房空气里病毒的含量。“虽然是我们自制的‘土枪土炮’，但让所有来到病房的医护人员放心了很多，许多呼吸机都安上了这个装置。”说起主任的这个“灵机一动”，张之翠无比自豪。

　　进入抢救非典一线整整一个月，突发抢救对于“工兵班”已经习以为常。昨晚10点，当记者打电话过去时，休息室里已经空无一人，也许，新的抢救任务已经将大家紧急召唤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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