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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危机处理 政府要有全球化观念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4月28日16:11 财经时报

  胡鞍钢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刚刚走出通缩、由民间投资和消费启动的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刚开始、跨国投资把中国作为首选之地的时候,如果非典作为突发性事件破坏了这个大好局面,接下来一系列战略结构调整将面临挑战

  本报记者 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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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对中国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非典能不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非典让中国暴露出了哪些问题?对此,国情问题专家、中科院-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本周接受了《财经时报》的独家专访。

  胡鞍钢表示,非典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全球性;二是公共性。过去的疫情是比较封闭的,这次是由国内局部引起,变成国家的事件,进而引起全球的关注,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种“成本”。中国从一开始并没有把非典当成全球性“危机”处理。在信息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隐瞒信息显然做不到。所以,需要及时、如实地公布疫情,其核心是信息披露。

  治非典应服从大局

  胡鞍钢指出,非典的处理,需要服从“大局”。这个大局首先是社会稳定的大局,因为处理不好,就会人心惶惶;其次是发展的大局,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成长过程中,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开始,处理不好就会使中国丧失一次绝佳的机会。

  第三是中国在全球的形象问题。中国处理非典“危机”,无论好或不好都将对全球产生影响,至少对台湾、香港的影响已经出现。这就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危机”处理不好,很可能演变成其他许多国家的“危机”。何况,这个“危机”不仅限于卫生方面。

  所以,胡的观点是,“该停课就停课,该停业就停业”,“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是要有大局思想,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

  胡鞍钢分析,中国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行经济存量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任务是在实现增量改革的前提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按十六大报告的说法,就是要实现“全面小康”。在经济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东西差距问题、失业下岗和三农问题等,这就是大局。

  “服从大局”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在中国持续了5年的通货紧缩刚刚出现结束的迹象;国有资本正在淡出,而由民间投资和消费启动的新一轮快速的经济增长刚刚开始;跨国投资已把中国作为首选之地。以此为前提,中国可能实现一个国债发行软着陆、世界投资纷纷涌入、居民消费快速增长、低通胀的最佳经济增长时期。但如果非典作为突发性事件破坏了好局面,接下来一系列的战略结构调整将面临挑战,特别是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城乡割裂的二元性经济结构的问题。

  中国经济“抗体”

  非典对中国经济究竟影响如何?目前众说纷纭。

  胡鞍钢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理由是经济增长具有惯性,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一般较低,二三季度还会上升。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处于上升期而不是滑坡期,处于扩张期而不是收缩期,所以影响不会太大,且主要是局部地区和行业性的。

  根据胡的研究,非典的高分布曲线表明:广东的高峰期是2月,香港是3月,全世界是4月。而在广东非典已进入衰落期,北京、山西现在处于爆发期。现在的关键是要把广东的经验运用到其他地区。但是有分析认为,“广东经验”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至于非典对行业的影响,主要在商务、旅游、会展、交通业等方面。旅游业是高成长性产业,2002年旅游收入占GDP的5.5%,但即使大家都不旅游,对新增GDP的影响也不大。

  非典事件发生后,许多投资银行和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世界银行对此估计得似乎更为严重一些。世行认为,疫情将使中国的GDP降低0.3~1.1个百分点。但是,即使中国GDP真的出现这样的下降,2003年全年的GDP仍然将会达到9%左右。而按照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9%的GDP增长是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仍然表明中国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期所应当达到的水平。

  危机处理机制

  胡鞍钢举例说,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8%,农业增长率很高,尽管发生洪灾,但损失还是降到了最低。今年发生非典的经济背景要比那时好得多。如果有效利用政治优势来解决问题,经济的损失同样不会太大。

  早在2002年11月,即有经济学家提出“危机管理”问题,建议政府研究和建立反危机系统,实施危机管理,以减少外生冲击。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胡鞍钢分析认为,在全球化和信息多元化的条件下,政府原有的处理机制是“不能适应的”。

  他提议从三个方面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一是建立预警机制,提前识别,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二是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特别是在协调方面,需要果断、及时地处理各方事务的能力,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三是完善公共信息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疫情发布和舆论宣传引导社会。

  胡鞍钢援引了美国对“9·11事件”处理的案例,“很难说美国的预警是成功的,但事后的快速反应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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