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原春琳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在冷清的街道、停业的餐厅背后，有一处火热的工地，这里的工人和管理者安心工作的情形“正常得让人惊异”。为保障这一切，付出诸多努力的公司总经理罗钊明说：关心民工是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

　　“前天，温家宝总理到财富中心视察，向工人们问好。大家都在埋头工作，没听见。我们连喊了两次，工人们才反应过来。”今天，财富中心的投资方、香江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钊明告诉记者。

　　财富中心所处的东三环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因为“非典”疫情的影响，附近昔日火爆的餐厅如今冷冷清清，与财富中心售楼处同在一个院内的一家饭馆，门口高挂起“暂停营业”的牌子。从售楼处到施工现场不足200米的路程，记者一路走过，白口罩在眼前不停地晃来晃去。

　　进入财富中心施工现场，则是另外一种景象：除了消毒水的味道迎面扑来之外，这里看不到白花花的口罩———无论施工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自由呼吸着空气。

　　相比而言，这个施工现场正常得让人惊异：2000多名民工中90%以上来自江苏，至今无一人离京，无一人感染“非典”。工程一切进度按计划进行，二期工程也将如期开工。

　　施工现场没有人谈“非典”色变。“现在我们不怕了。这里比外面安全。”一位民工说。

　　对“非典”的恐惧也曾经降临施工现场。4月中上旬，200多名民工不约而同地找到财富中心的管理人员，要求请假回家。他们从其他工地的老乡那里得知，“非典”正在蔓延，患病人数正在逐步上升。

　　面对着民工的情绪波动，罗钊明没有慌乱。他知道，光讲大道理不足以真正说服民工。“恐慌源自对‘非典’的无知，源自对自身安全感觉没有保障。”罗钊明分析。

　　公司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在工地的黑板报上，张贴“致工友们的一封信”，及时通报北京市的疫情和防治“非典”的各种知识；对工地工人实行跟踪健康状况、跟踪起居出行、跟踪思想状况；改善民工的居住条件，每个宿舍居住人数减少一半，提早使用风扇，加强室内通风；为每个民工建立健康档案表，每天早晚记录每个人的体温状况。当时施工现场的体温计不够用，罗钊明干脆把家里的电子体温计贡献出来———一秒钟即可测出体温，大大提高效率。

　　与民工同吃同劳动，更成了公司的硬性规定。罗钊明和管理人员不戴口罩，同民工们一样，在工地里进进出出。“从科学角度讲，施工现场是空旷的露天场地，没有必要戴口罩。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告诉工人们，大家的防范措施都是一样的。”

　　几天后，公司决定免费为2000多名工人注射一种提高免疫力的抗生素。那天，如同往常一样，罗钊明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去巡视施工现场。转了一圈之后，2000多人差不多都打完针了，还有一些人稀稀拉拉地排着队。罗钊明和同事们排在队尾，等着打针。“罗总？”有工人认出了罗钊明。“老总也来到工地，和我们打一样的抗生素。”消息很快在工地上传开来。将心比心，工人们都被感动了。

　　一周后，公司又给大家打了第二针抗生素。至此，没有人再提出离开的要求。后来，尽管不止一位民工接到家里催他们回家的电话，他们的回答很肯定：“不！我们这里很安全。”

　　罗钊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支抗生素的成本价是28元，每人两针，56元。施工现场2500多人。如果再加上其他投入，公司为此多付出几十万元的成本。“感觉亏吗？”记者问。“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罗钊明说，“我们的原则是再多的钱也要花。民工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保障民工的安全是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从大方面讲，这是支持国家，另外，也是为了保障工人生命安全，保障工地生产安全。”“你这样每天这样跑来跑去，不怕家里人担心吗？”记者问。“怕呀！我也只是普通人。”罗钊明回答。每天他回到家里，8岁的孩子第一句话就是：“爸爸，你自己到卫生间隔离一下。”他要对家人负责，严格监控自己的各种状况。“作为管理者，如同对家人一样，我也要对民工负责。”他说。

　　面对“非典”这种突如其来的社会灾难，罗钊明认为自己不再代表个人。他说：“我是一个社会人，必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关心民工就是我的责任，我无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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