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非典”正成为凝聚民心、检验国力、考量政府应急机制的一块试金石。有理性的国人在经过了最初的混乱迷茫之后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把灾难当作社会动员的信号，把抗击这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当作整个社会各界走向互相团结、信任、合作、支持、秩序的一次契机？

　　不说别的，单是市场监管，“非典”正击中了政府职能部门的软肋。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物价飞涨，一些地方超市中的日用杂品被抢购一空，尤其是预防“非典”的消毒药水、药物价格连连翻番，甚至就连普通的蔬菜也跟着飞升。据《中国青年报》4月25日报道，“前天还卖9毛的大白菜，24日就卖到了2块5；昨天还卖1块5的西红柿涨到了3块8,连续两个月一直平稳在每斤1块3的大蒜头，也一下子涨到了3块”。

　　其实早在新春前后，广东“非典”风乍起之际，当地就刮起了一阵抢购风潮。有人成百袋地买盐，一推车一推车地买米，白醋每斤上百元，板蓝根每包数十元。可怕的不仅是普通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是之后伴随着的民心恐慌。

　　对此，我们不该一味地指责市民的不理智，盲目跟风。因为作为普通公民，只能采取这些相对防范成本较低的措施和手段，即使某种药物对“非典”效用不大，至少也可以起到某种心理安慰作用。

　　同时，我以为如果谴责商人无良，他们似乎也会觉得委屈，因为趋利是商业资本的本性，平时想哄抬物价都没有机会，如今的“非典”是“天赐良机”，有钱不赚未免有点傻。基于此，一些商人借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或者可以说正是一种本能的下意识的选择。

　　当然，我们理应批评他们不该发灾难财，不该趁火打劫，要有良心，要恪守商业道德，借机树立一个守法良商的社会形象。但作为一个法治社会，对于无良商人不能没有约束，也不是没有约束。这种约束力绝非靠商人的道德自省，而是要靠法律规范，靠依法行政，靠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其实，我们已逐步建立健全了市场物价、商品供应的行政监督管理相关法律，物价、工商、防疫等职能部门一应俱全。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出现持续的物价疯涨，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职能部门不是积极介入调查，不是努力引导，运用法规手段依法实行监督管理，而是消极应对，疲于应付。有的甚至以强调从价格上涨到发文限价需要一个调研过程为由，有意推诿，表现了一种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听之任之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结果职能部门的不闻不问更助长了一些不法商人的利欲膨胀，加剧了市场的混乱。

　　事实是，只要行政职能部门积极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实施严格的价格调控，就能够及时稳定市场物价。近日各地就先后出台了各种措施，对防治“非典”商品实行最高限价，而且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对无良商人予以严厉打击，结果就很快使各地的物价走势趋于平稳。北京乃至从加强商品调配入手，以期满足市场供应，也迅速平抑了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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