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导、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邓伟志
这些日子，我跟大家一样忧心如焚。但是，作为社会学爱好者，我更多的是忧心思远。我在思考“非典”的典型意义。
“非典”是疫之一种。疫，同水、旱、震、风一样，都是灾。不过，这种灾又同水、
旱、震、风不一样。水、旱、震、风等灾，均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而疫，从病毒来讲，是自然的。可疫的这种自然，是人身上的自然，是生理人与社会人集于一身。因此战胜疫有更多的社会因素在里面。“非典”正在引发出一大堆社会问题，唤起人们思考。我们应当拿出当年抗洪的精神来战胜非典。同时也应当看到战胜“非典”比战胜洪水更为艰巨。换句话说，战胜“非典”需要用更多的社会学理论“药方”。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患者与他人的互动。“互动”通常是好事，可在这里就成了交叉感染，成了坏事。社会学早就把“感染”移植成为学术术语，叫“社会感染”。为了避免感染和社会感染，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是把患者分散在各地治疗好，还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治疗好？值得从长计议。请注意这里的“长”字。
其次，要研究灾度与心理的关系。灾度大小对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刺激强度不一样。一般说，是有线性关系的：灾度小，人心定；灾度大，人心慌。对“非典”患者需要找到特效药治疗；对健康者，包括不健康的，甚至患别种病的人，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这种心理治疗一定要是科学的，而不是生硬的。
第三，要研究“非典”与社会化、社会流动的关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社会既有垂直流动，又有水平流动。如今是全球大流动，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好处是资源配置更合理，是有福同享。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二重性。有了有福同享，必有有难同当。这次的“非典”分布三十几个国家，几乎是全球性的。一般说，开放度大的，社会流动频率高的，非典蔓延严重。这就要求我们有“两点论”。不止不行，不行不止。为防疫，应减慢社会流动的流速；暂时减慢社会流动是为了将来更好流动，切莫因噎废食。另外，“非典”的这种跨国性恰好有助于对灾害的比较研究，从而推动灾害学的发展。
“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果。在每一次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现在精简了不少会议。今后能不能大体上把会议都减少到“非典”发生期的状态？这几天公款吃喝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堵住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今后能不能把公款吃喝也减少到“非典”发生期的地步？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半年不吃肉。现在每年公款吃喝几百亿元。我们从今天起是不是就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非典”带来的损失。“非典”在改变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非典”过去以后呢？注意清洁了，洁癖也出现了，今后呢？作揖了，不握手了，今后呢？现在旅游是低谷，会不会“非典”一过马上出现高峰。我们有准备吗？诸如此类，发人深思。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灾，都有孕育期、发生期、消亡期三个阶段。但愿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国的“非典”能够从发生期向消亡期转化，进一步降低灾度，缩短灾时，缩小灾域，化灾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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