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月刊:中国的“有限政府”如何打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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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4月29日23:56 《经济》月刊 | ||
《经济》月刊特约记者王佳航 不同于以往历次机构改革,本届政府机构的调整,没有出现此前人们猜测的大撤并,大裁员,而是亮出了“重在职能调整”的旗帜。 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曾明确表示“中国正在打造的不再是一个“全能政 那么,中国的“有限政府”该如何打造?《经济》杂志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薛澜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 何谓“有限政府” 《经济》:什么是“有限政府”? 薛澜:有限政府实际上是针对无限政府来谈的,也就是政府应该分清楚哪些领域里政府应该起作用,哪些领域政府不需要起作用,或者需要换个方式起作用。 讲有限政府,涉及到一个概念——新型公共治理结构。在新型公共治理结构里,政府不是唯一的管理角色,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半政府的机构,例如行业协会,它也有公共管理的职能,此外还有一些群众团体组织、或者更广义的说非政府组织。 原来什么都是政府管的,现在在这种新型公共治理结构里面,管理者的成分就是多元的,政府起核心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都归它管,它与其他这些机构一起把公共领域里面的事情处理好。“有限政府”要放在这样的公共治理结构框架里才有意义。 《经济》:为什么无限政府不如有限政府? 薛澜:这是相对的。有一个大政府什么都管,听起来似乎也不错,但是这里有个成本问题。如果政府的组织结构是个大的公务员机构,要有很多层次的内部管理,这批人要消耗很多资源。其次,庞大的政府机构一般也存在委托代理的问题,运作不太灵敏,政府工作人员往往会有自己的利益,庞大的政府导致监督成本加大。第三,信息不对称,由于我们现行体制,很难了解到社会基层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不知道政策制定是否有效。这种情况层次越多越糟糕。 《经济》:如果变成有限政府,能解决个人利益掺杂其中的问题吗? 薛澜: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把政府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一些工作交给社会相关组织,他们也不一定就会把工作做好,但是有竞争,就有制约,做不好我们可以看是否有新的选择。 《经济》:市场经济框架里,政府应该如何起作用? 薛澜:相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从四个方面起作用:市场基本制度规则的制定、制度规则的监督执行、政策引导、直接参与。这里政府是广义的。 计划经济时期的状况是个倒金字塔型,政府在直接参与、政策引导方面起的作用多,监管和制度建设方面做得不够。 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正金字塔型。政府监管职能和制度建设职能大大加强。但是完全靠市场调节,会有失灵的地方,所以还要有政策引导,也要有国家直接参与,如国防、公安。 应该强调的是,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靠市场调节,政府就什么也不要管了的论调是错误的,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政府也有直接参与及政策引导的职能。不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政府这四个基本功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世界银行前几年有个报告,报告显示,政府在各项功能方面发挥多大作用,与具体各个国家发展阶段、政府能力有关。美国政府监督管理做得多,直接参与少。而新加坡政府在直接参与方面做得也不少。 中国要分清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政府的能力,给政府定好位。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政府把精力转移到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方面。政策引导还是需要的,但是要分清哪些领域需要政府有效的引导,哪些领域是不需要的。 政府改革需要多元模式 《经济》:本次机构改革提出重在职能调整,目前我们离“有限政府”还有多远? 薛澜:有限政府是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二十年前的无限政府,今天的政府已经是有限政府了,但是按照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正金字塔角”,中国现在还差得很远。基本制度建设没有完成,市场监管也需要大力加强。不过,今年机构改革不再部门撤并,而是重在职能调整,我觉得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设置了很多监管机构,如银监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的成立,保监会升为正部级等都是相应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我国监管政府开始浮现。原来是各种工业部一个个去管产业,现在这批部门慢慢消失了,出现了如银监会等这样一批机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但是基本框架有了,关键要看下一步如何确保这些监管机构能够有效运行。设置了监管机构,不等于一定能起作用,下一步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摸索。这类监管机构怎样发挥监管作用,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经验教训,这些机构的组织形态怎样、以什么形式成立,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等,我们其实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中国监管机构的组织设计,运作机制还需要理论研究和实际探索。 《经济》:中国适合哪一种治理结构? 薛澜:就全国来说,哪一种治理结构合适,很难大一统,不同城市不一样。国家范围内,不同领域也不尽相同。经济领域已经在转变,而且也要看行业。有些行业,完全竞争性的消费品,就主要交给市场了。不是说所有的领域政府都要撤,有些是需要加强的,例如监管,要大大加强。政府应该管什么,不管什么,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范围也不同。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市,十几万人,市长是兼职的,因为不需要全职的市长(由于公共事务增加,现在有人提出要设立全职市长,市民正在讨论)。 其实,政府管什么事情,不管什么事情,在一个多元化的公共治理结构中是相对灵活的。也许我国现在各种社会组织的能力还在发展建设中,政府还需要多起一些作用。但是在有些城市,社区做得很好,就不要政府起过多的作用。 不同城市也是如此。发达的城市,已经开始考虑政府在一些领域逐渐退出,宁波行业协会就起很重要的作用。各个城市条件不同,政府能力也不同,上海政府能力很强,管的就多。所以不是要有个固定的模子。 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华盛顿北面是马里兰州,南面是弗吉尼亚州,这两个州汽车尾气的检查不一样,弗吉尼亚交给市场做了,政府发放许可证,由合格的私人经营维修站负责。马里兰州就是州政府自己设立检查站,检查站的人员是州政府的职工。 所以哪些要政府管,哪些不要政府管,中间会有一块模糊地带,例如一些自然垄断行业,不同国家的管理模式就不同。美国的航空业是在政府监管下由私人企业经营的,而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就是国有的。 很难描述中国最后是一种什么情况,很可能多元化。不同城市的政府作用不完全相同,与这个城市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产业结构等等密切相关。一般来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好,但是一些模范的富裕村还是完全公有的,按人民公社的方式管理,效果也很好。 中国这么大,切记不能把某一个点的成功经验推广到面,包括政府的行政管理机制,机构改革,应该允许多元化,至少允许不同方式的探索比较,互相补充。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不仅仅是“有限政府”,我们最需要的是“有效政府”。 需要保持警惕的问题 《经济》: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需要社会组织,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来讲,我们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培育? 薛澜:首先是要培育社团机构的能力,例如管理能力。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曾调查过中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其中有很多NGO理财、筹款等管理能力其实很差。其次,行业协会要真正起作用,提供的信息要真正有价值,使服务对象愿意成为会员,而不是打着政府的旗号做事。 另外,很关键的一点是公民意识。好的公共治理结构里面,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经济》:半政府状态的协会怎么办? 薛澜:应该逐步摆脱“二政府”的角色。真正的“二政府”应该是那些监管机构。但中国目前很多行业协会还带有相当的政府色彩,要慢慢明确定位,有公平公开的机制,通过服务赢得市场。 《经济》:改革可能会触及到政府机关的既得利益,如何促使政府放权?薛澜:两个方面。第一,从内部提高政府的管理素质,使政府工作人员意识到什么是他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第二,通过社会公民意识的提高,通过广大人民的监督。当然具体什么权力要放,要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进行,有些也需要通过立法。 《经济》:通向有限政府的过程是复杂的,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倾向是什么? 薛澜: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一提有限政府就觉得政府什么都不应该管了。 另一种有意思的倾向是,目前讲法治社会,结果一有什么问题就认为需要通过立法解决,这也是有问题的。 法律的制定是很严肃的事情,要花很长时间来制定,一旦定下就是刚性的,缺乏弹性。目前中国社会变化很快,制定法律需要慎重。这种时候更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来配合,因为政策比较灵活,如果需要变化就可以变了。现在一有什么事情就呼吁立法,遇到法律解决不了的,马上呼吁修改法律,应该注意。 一个法律不可能总是面面俱到,要把握好度,中国不同地方有不同情况,这种时候应该和政策手段、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 《经济》: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会有很多遗留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这个成本由谁来承担? 薛澜:大的公共政策调整,总会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出现,如何解决,没有一个完全之策,如果考虑到成本,只能考虑不同代际之间这个成本如何分配。 比如我们的父辈,他们积累了很多社会资本,为我们这一代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改革一来,他们承担了很多社会改革的成本。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消化这个成本,但是这类问题没有普遍适用的原则,需要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仔细权衡。 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改革能够对社会有益,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样我们才能够承担改革带来的成本。 详情请见《经济》月刊杂志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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