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将改变我们日常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01日01:12 外滩画报

　　这个春天突袭中国的“非典”将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

　　过去每逢突发重大事件，一些管理部门的“常规动作”是“捂盖子”、封锁消息。他们担心过多地解释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事实上，公众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真相

　　外滩记者保定／文

　　多少年以后人们会发现，2003年初流行的“非典”疫情对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以外，“非典”疫情还改变中国人的饮食和卫生习惯，同时加速国家应急处理机制的建设。重典治痰：改良卫生习惯良好的卫生习惯需要相应的法律环境。

　　这个春天突袭中国的“非典”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先是卫生习惯。在“非典”流行之前，很多人随便惯了，觉得卫生问题小事一桩。现在大家开始重视个人卫生，很多人养成了经常洗手的习惯，公开场合以作揖取代握手。伴随着强有力的消毒措施，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观，虽然尚不知道这种改变能维持多久。可以期待的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人有可能改掉随地吐痰的习惯。

　　据国内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人(6至7亿人)承认经常随地吐痰。随地吐痰污染环境，这本是常识，却有无数人明知故犯，成了“国粹”，影响到我们的国际形象。

　　随地吐痰是“非典”的传染源。4月24日举行的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随地吐痰、便溺等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最高罚款额从50元增至200元。

　　据报道，香港特区立法会2001年7月通过《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罪行)条例草案》，规定对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违法行为实施定额罚款600港元。韩国汉城市政府曾对吐痰者处以约合300元人民币的罚款。只一年时间，汉城随地吐痰的现象就几乎被杜绝。良好的卫生习惯需要相应的法律环境。没有严格的约束，很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上海此次“重典治痰”将起到样板作用。

　　另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分餐制。4月20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饭店、酒店等餐饮场所积极推行分餐制，以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实行分餐有利于降低在吃饭过程中相互传染的可能性，被称为“对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尊重的一种表现。”

　　口上积德：改正饮食习惯

　　一些病毒对动物的致病性很低，但对人类却有很高的致病性甚至病死率。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发生变化。广东以“口无遮拦”而著称。城乡遍布“野味”餐馆，餐馆门口的笼子就像一个个小型动物园：梅花鹿、野鸡、毛驴、白鹤、孔雀等等，从实验动物(猴子、老鼠)、野生动物(梅花鹿、孔雀)到伴侣动物(猫、狗)，无所不吃。冬令进补的时候居然有猫餐馆公开在报上登广告。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正在营造“国际花园城市”，却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嘴。残害生灵的野蛮嗜好随着粤菜的传播蔓延到国内其他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对动物的大量违法捕杀。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于4月21日宣布：他们已经成功证实这种冠状病毒的来源不是任何一种家畜以及家禽，而是来源于一种或几种相信是生长于华南地区的野生动物。中国科学院院士、病毒学家毛江森日前表示：一些病毒对动物的致病性很低，但对人类却有很高的致病性甚至很高的病死率，黄热病、埃博拉和艾滋病就是著名的例子。毛院士建议：对于目前各地众多的野味馆应严格管理，禁止直接捕杀、运输和加工野生动物用于餐饮业。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宣布的可能作为“非典”来源的动物有：天鹅、穿山甲、蛇、蜥蜴、旱獭、梅花鹿、猴、老鼠、鲟、鲵、江豚等。这些曾是人们心爱之物的野生动物有可能因为人们“不敢吃”而受到保护。

　　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朱幼麟因此建议：国家立法禁止内地捕杀、贩卖及食用野味。人们希望国家结合抗击“非典”的行动，立法禁止吃野生动物、实验动物和伴侣动物，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帮助某些人改掉原始的饮食习惯。居安思危：建立国家应急处理机制长期的稳定使人们缺乏危机意识。

　　同人类曾经遭遇过的天花、鼠疫、霍乱、狂犬、麻风等恶性传染病一样，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带给中国政府严峻的考验。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作家陈祖芬提交了《城市如何预防和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提案；民盟中央上交了《关于加强城市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议案》；民进中央的陈益群委员上交了《关于建立应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指挥协调中心》的建议。

　　有无应急处理机制的差异有多大？新加坡于3月24日宣布援引传染病法令，要求曾和非典型肺炎病人接触过的人隔离在家7-10天，违者将面对严厉处罚。当前如果从广东到新加坡，家中将被安装摄像机。香港也在3月27日将SARS纳入《检疫及防疫条例》的传染病列表中。而疫情首发的中国将SARS列入法定传染病是4月8日，正式公布就到了4月14日。

　　长期的稳定使人们缺乏危机意识。面对“非典”疫情，中国需要一套完备的、可以迅速启动的危机处理机制。对于地方政府部门迟迟发布疫情报告的原因，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表示，“非典型肺炎并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公布。

　　目前因为社会影响很大，所以才决定公布。”然而，疯牛病、禽流感等都是近年来新发现的病例，都不在1989年制定实施的《传染病法》范围内，这一点显示出我国重大疫情的预警、公布制度上严重的缺陷。危机反应机制要求政府建立高效的常设部门，和防疫、环保、防洪防旱、灾害处理等职能部门快速沟通、共同运作。公共安全的维护者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组织起危机救助行动，以替代公众盲目的自救行为。

　　有关专家建议：“需要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与监控系统，能够使政府和公众培养危机意识。”过去每逢突发重大事件，一些管理部门的“常规动作”是“捂盖子”、封锁消息。他们担心过多地解释会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恐慌。

　　事实上，公众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真相。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健和指出，中国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上存在四大“软肋”：缺乏《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各部门协调的全局性规定；缺乏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现有的医疗、救灾部门的专业人员缺乏训练；社会的警觉性较差，民众缺乏自救、救护的意识和能力。

　　“9·１1”事件之后，世界各国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提到新的高度。对策不仅仅是应变和处理，更重要的应该是预防。河北白沟打工妹苯中毒事件中，受害者因为制作箱包而中毒，在查明原因之后，国家对箱包行业进行整顿，从源头上堵住类似事件的发生。

　　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疾病控制处处长苏崇鳌认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问题主要是人力和财力不足。人力是指目前既有传染病知识、又富现场处理经验的专家十分紧缺。财力不足则是老生常谈。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透露，由于工作、人员条件所限，目前的检测力度“不能够及时、准确地报告疫情”。美国“9·１1”事件后，用于疾病预防和控制的经费达到了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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