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杨瑞春

　　龚军平微笑着坐在门前，双手扶着儿子的胳膊，阳光灿烂，照得小孩子眯着眼睛，侧过脸去。

　　我看着龚军平的这张照片，他的笑容也是这样吗？

　　龚军平在电话的那边喘着气。他说话还是很镇定，但说三四个字就要停顿一下，语速快的时候感觉要喘不上来了——我提醒他需不需要休息一下，他说不用，“刚吃晚饭，精神好得很。”

　　他的咳嗽不算多，在30分钟左右的对话里将近两次，然而每次都咳到似乎撕碎胸腔。他的体温徘徊在37度和38度2之间。

　　龚军平住在北京地坛医院，他是非典疑似病人，祸不单行的是他同时又是一名刚刚进行过化疗的白血病人。医生说他的免疫力很低，低到近乎没有。

　　但这是一个豁达的人，他每天都发短信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联系，告知自己的情况。他的短信显得挺乐观。

　　4月27日17点50分他发的短信：

　　“24号夜间一小姑娘与我同一救护车从人民医院到地坛医院，当时她呼吸急促，体温偏高，吸着氧。今天她告诉说，医生说她怀孕了，不是非典，马上转妇产科。医生要她妈带结婚证、身份证来。我本想同去，护士制止。在非典战斗中，作女人真是好。”

　　龚军平说：“与其每天唉声叹气，还不如振奋一点，这样你会更加轻松一点。人总会面临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你不能抱怨，而只能是去坦然面对它”。

　　他的同学也组织起来，一起给他发幽默、鼓励的短信，帮他渡过难关。

　　但是4月28日，他在10：41发短信说：“我有点害怕，爱生活的老头生命垂危，恐怕不行了。”

　　说的是4月24日晚和他一起从人民医院转过来的一位70多岁的病人。那天中午，这位老人终于支持补助，离开人世。

　　龚很为他感到难过。在同学的安慰和鼓励下，到了傍晚，龚军平又开始谈笑风生。龚一直很优秀，从履历表上看。15岁就考进清华大学少年班，顺利地上完了计算机的本科、研究生，后来去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拿到绿卡。去年回到江西负责公司的一项合作项目。

　　然而厄运好像突然之间就光临了。去年8月，在一次朋友聚会之后，他发现自己拉肚子，持续多日，到医院诊断，开始以为是普通的血液病，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才确诊为白血病。事情在今年4月初出现转机，在大学同学的帮助下，他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这里的经验丰富，治疗积极，经过开始的两次化疗，龚军平对药物很敏感，反应良好。

　　4月11日的时候，他的同学邓永强在校友录上说，说：“化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目前军平的病情稳定下来了，但是必须进行骨髓移植。北京人民医院已经通知家属检验骨髓是否匹配，如果找到合适的骨髓，预计会在一个月左右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对于有些白血病患者最为困难的骨髓匹配，龚看起来也问题不大——他有3个姐姐，父母双全。一切都让人充满期待，妻子和孩子已经准备回中国看他了。

　　另一个危险已经在不经意之间靠近。4月9日晚，一个病人转床，转到龚军平旁边的一张空床上，第二天上午，那个病人就出院了。事情过去将近两周，4月23日，主治大夫突然让龚去拍胸部X光片，并且告诉他，4月9日晚上那位住过一晚的病人已经被当作非典疑似病人而被隔离了。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倒霉透了”他说。胸片出来了，肺部有一处阴影。“不过因为我来北京之前刚刚做过放疗，这正是我可能得放射性肺炎的时间。”龚说。放射性肺炎的临床症状和萨斯的症状极为接近，比如说：干咳，长期低热，抗菌素治疗无效，严重者可有气促，呼吸困难及紫绀，慢性纤维改变症状等。医生也很难做出判断，但是，因为有过密切接触史，龚军平依然被怀疑感染SARS，第二天就被转到北京地坛医院隔离观察。

　　这一天，人民医院成为首批被依法隔离的地区之一。龚的父亲被隔离到医院里，母亲被隔离在附近的宾馆里。

　　龚军平的运气之劣让他的同学感到难以置信。“这是典型的雪上加霜”，邓永强说，“也许换一个人早就崩溃了。”

　　龚军平说他的心理素质可能和这么多年的经历有关：“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到中国，也是面临很多困难，如果没有心理准备，你可能也是觉得六神无主，但经历得多了，你就会说，一样样来吧，一样样处理，总是会挺过去的。”

　　“人的信心来自于看待生活的方法和态度，我在美国学过心理学。心理学上讲，行为和意识之间是有联系的，光讲信心没有用，要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树立信心。所以，我每天跟同学联系，给他们发短信，让他们快乐一点，看着他们的反应，我也高兴。而我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保证睡觉吃饭，每天告诉自己，睡好吃好，周而复始。这就是我的‘咒语’。”他笑着说。

　　在地坛医院的支持性治疗，使他的咳嗽症状有所减轻，但是他的同学告诉我，龚自己不知道，他的白细胞已经升高到了5万，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急需专业治疗，龚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本来在4月准备动身来中国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现在不得不改变行程。说起他们，龚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在话筒那边长时间的沉默，只听到急促的喘气声。后来他终于开口，声音还是很平静：“从离开人民医院开始，我已经和家人不联系了。也许这样更好，他们知道了会更难受。”

　　只是那天，那个排除了“非典”嫌疑喜知身孕的事情让他感触良多，“又一个生命开始了，所谓生生不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危险的环境，总是会有新的生命要诞生，要来到这个充满欢乐也充满艰辛的人世间。如果抱着坦然和乐观的态度笑面人生，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恐惧的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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