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

　　有位日本在华商人被怀疑感染SARS病毒，后经广东祈福医院确诊，纯属虚惊一场。

　　消息传回东京，日本政府却不允许此人在近期回国。但日本政府同时决定向此人发放一笔由政府支付的补偿款。

　　这件事向咱中国人展示的是，日本公共卫生财政划拨支付体系的完备、细微与人性化。

　　对比才能看到差距。前些天，非典疫情严峻，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派人来华，有个叫拜努力的该组织官员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机构考察，发现该机构设备破旧不堪，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经估算，该机构要想有效运转，至少要投入500万美元的资金。

　　据公开报道，同类大型疾病防控机构全国不过五六处。皇城根下的尚且处于“半瘫痪状态”，散布于各地的同类地方疾病防控机构又该是个什么模样？

　　这事让国人难堪，有业界权威人士站出来“打补丁”说，咱们用于公共卫生的“人均投入全球最低”。看来问题又只是出在一个“穷”字上。

　　中国还穷，这是个基本事实———尤其拿发达国家作参照物。但因“非典”疫情而连带着暴露的公共卫生、疾病防控方面的体制积弊，岂是一个“穷”字可以遮羞！

　　民谚说得好，富有富的潇洒，穷有穷的活法。穷固然让人难堪，但比穷更可怕的是，穷了还不会、还不屑精打细算着过日子。政府财政每年的卫生总投入预算不足是事实，可有限的投入没用于刀刃上也是事实。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时，由政府财政拨付的卫生总支出中，还有19%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这个数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却是连年以两位数的比例在增长。

　　在发达国家甚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在卫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而各级医院的收入则主要来源于医疗服务市场。也就是说，人家那儿的政府只为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当“老板”，决不当各级医院的“老板”。

　　咱们这儿恰恰相反。有些卫生管理部门历来热衷于当各级医院的“老板”，而对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却很少操心。而且越往下，这种不合情理且不符合政府职能定位的错位现象就越严重。

　　如此本末倒置的制度性弊端，过去我们可以一古脑儿推到“计划经济”头上。可我们已经宣称“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为何惟独医卫等极少数领域的旧体制就改不得、改不成———至少是进展极慢！

　　这里仍有必要澄清两个常识性问题：

　　其一，由于历史形成的“政治功利主义”式的片面宣传误导，人们仍习惯于将政府的公共卫生职能与理应通过医卫市场提供———所需费用由个人、医保基金、商业医保等渠道共同分担的个人医疗服务混为一谈，甚至仍自觉不自觉地将政府“大包大揽”误读成“制度优越性”。而某些既得利益团体也乐得继续“混淆”下去，然后既伸手向财政领补贴，又向患者“狮子大开口”。

　　其二，财政的卫生预算不是主要拿来办医院，而应当集中用于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网络。人们对两者概念的混淆与投向上的错位，正好中了那些追求变味政绩的官员们之下怀。咱想一想，财政投入建医院，增加多少床位是显性的，若用于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只要不出现大的疫情，政绩谁人识？

　　由于SARS病毒肆虐，中央财政紧急下拨20亿元的专项经费。这固然好，但只能用来救急。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需要持续不间断的大额投入，仅靠“一次性”是万万不成的。国家还很穷，怎么办？惟有大刀阔斧地革医卫旧体制的命，使政府与市场在公共卫生领域与医疗服务领域各行其事，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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