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危机往往是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的时候，这次“非典”抗击斗争中的政府与公众行为，其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比如及时罢免有渎职嫌疑的政府官员、诸多一线医护人员不避危险义无反顾救死扶伤、大量民众响应号召为抗击非典捐钱捐物，这些美好的事物都值得我们反复宣扬。然而少数不和谐的举动同样令人侧目，一些药店及药商不顾政府的禁令仍然趁
难哄抬药价甚至出售假劣医药用品，还有不少非典疑似患者讳疾忌医不主动与防治部门联系申请隔离等等，又在说明我们所一直强调的公共意识还一定程度地缺乏。
公共意识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少数官员没有把社会与公域的需要，列为自己的第一天职，他们对疫情监测、报告与防治存在不力现象。第二、在公共性危机爆发之后，单纯从自己个体乃至局部的利益来考虑事态，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违背社会公德，这些现象的存在，显示部分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有欠成熟，缺乏对公共利益、公共法则与公共秩序的尊重、爱护与体谅，也缺乏对他人与社会痛苦的感同身受。从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来看，应当说，部分民众距离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政治成熟”，还有一段路要走。
为什么在一个特别需要公共意识以共渡危机的时候，偏偏缺少公共意识呢？首先是民众对官员问责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再者，从更宽泛的视域来看，公共意识在危机中的相对短缺，实际上又与近些年来社会伦理道德资源的“亏空”相关。危机面前的行为选择，所诉求的不仅是知性，更是德性，没有日常养成的强大道德涵养作为支撑，再危险的非常事态都可能唤不醒同情心与责任感。
与今天我们在“非典”危机中的一些不谐行为相对照，日本民众在1994年的神户大地震、韩国民众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神户大地震无疑是一次非常事件，危机中日本民众的井然有序、服从政府安排调度、团结一致迎战灾难，实际上乃是日本民族内在精神丰盈的体现。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身处危境的韩国不是没有混乱，没有指责与谩骂，然而，在金大中政府走到示威群众中耐心细致说明了真相与政府的难处后，反对党及示威群众马上就幡然悔悟收回兴师问罪的标语，并且发动群众响应政府号召，纷纷主动自觉拿出自己手上的美元和金银首饰，有条不紊排着队交给银行与国家共赴灾难。这一幕场景给许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危机中的这种公共意识同样显露了大韩民族精神生命的旺盛。
韩国与日本民众的公共意识与国家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恐怕乃是这两个国家在培育其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从没有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疏离有关。以韩国而论，在所有所谓“东亚文化圈”国家中，它可能是目前保守儒家精神传统最坚决、最完全的范例，传统的儒家美德，如孝敬父母、尊老爱幼、敬重上级、友爱同事等等，至今在这个国家仍随时随处可见。甚至已为我们所少见的传统儒家礼仪，在这个国家也还保存如初。韩国人不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遵从传统儒家规范，在平时教育中也对宣扬传统价值不遗余力，每年寒暑假韩国各地都设有各种乡校，专门教习学生传统礼仪规范，而家长们也都对此极其重视，积极送自己的子女前往学习训练。我们不能说这与韩国人包括公共意识在内的强健民族精神的生长无关。
目前的这场危机所暴露出来的中国人公共意识的相对缺乏，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能对此继续坐视和进行片面化理解。在呼吁民众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救难的同时，也到了要好好反思如何建设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的时候了。公共意识的培养非一日之功，也非一两件工具性措施所能解决，在所有需要考量的环节中，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也许还是要从中国历史文化中，重新焕发起其精神生命力，或者按照新儒家学者们的话说，是要对其进行现代性的“创造性转换”或者“转换性创造”，帮助公众树立国家与民族观念，养成尊重权威、舍己就义、敢于奉献的健全公共意识。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东原（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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