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透视温州辞官潮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07日22:28 外滩画报 | ||
4月中下旬,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地带温州,两名副市长和市政府正副秘书长先后“集体”辞职。事实上,自1990年代起,当地副处级以上的下海官员已超过20人.温州官员“下海成风”?当地政商关系与官场变局引起外界关注。 2003年4月20日,吴敏一最后一次以温州市副市长身份参加了一个市政府的会议,然后便收拾起行装,回到了浙江嘉善的老家。接着,吴敏一的行踪就开始“飘忽”起来,嘉善、 做市长也只是一种职业 2003年4月25日,在上海虹桥迎宾馆的一间套房里记者见到了前来上海“访友”的吴敏一。 戴着眼镜的吴敏一笑容温和,这位复旦管理学硕士毕业的官员看起来更像是个教授。因为是非工作时间,没有打领带,但是吴敏一的西裤还是熨得笔挺。 吴敏一自己也承认,自己辞官和这次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是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2003年2月底,吴敏一就已经提出了辞职。在5月中旬温州市的换届选举之后,他将正式结束温州市副市长的职务。这也是迄今为止温州市辞官下海的政府官员中职务最高的。 “我是喜欢当官的。”吴敏一斜倚在沙发上,非常坦率地承认,“当初我到温州市任职也是我主动向组织上要求的。” 吴敏一说的“当初”指的是1997年,他主动“要官”。当时吴敏一在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任副院长,在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建树,并已成为浙江省改革开放决策的核心智囊之一。“可是我觉得在政策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如果还继续搞政策研究的话并不能发挥更大的价值,所以就向领导提出担任实践工作。” 于是,吴敏一给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做点实事”。 1998年10月,吴敏一“顺利”就任温州市副市长,分管科技、体改、工商、社保、物价几大块。在4年半时间里,他的为人和政绩在当地的官方与民间,广为认可。 一位当地官员这样评价吴敏一,“有着学者般的才识和谦逊,工作能力强。”他强调,吴敏一发言不用讲稿、出国不带翻译这两项“特长”给他印象最深。 而在很多民营企业老总眼里,身居高位的吴敏一更像一位“良师益友”。有一位企业老总解释,我们经常和吴敏一交往,一方面是钦佩他的人品,另一方面因为他有学识,能够帮我们把企业做大。 “我辞官不是一时的冲动。”吴敏一说,“还是在一年前的时候,我就和钱兴中市长私下里说起过这件事。” 2003年2月,在得知确定不会担任下一任温州市市长后,吴敏一递交了辞呈。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只要动机端正,有更高的目标不是坏事,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时,我就选择人生新的价值目标,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吴敏一这样解释他的辞官缘起。 吴敏一反复强调,“当官只是一个平台。其实政府官员并不是一个终生职业,做副市长和去一个公司做经理对我来说其实只是一种正常的职业选择,这是一种非常平常的政商转换。” 温州官员“下海成风”? 与吴敏一一同结束官场生涯的将还有温州市副市长林培云、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以及副秘书长王运正。 尽管几位当事人一再强调他们的辞职并没有任何相互关联性,甚至在辞职之前互相都没有通过气,但一个地级市的市政府有两名副市长和市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时辞职,在中国的地方政坛仍属首次,也在政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其实温州官员辞官下海早就算不上是新鲜事。从上世纪90年代起,温州地区下海的副县级以上官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徐国林,原温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90年代初就以继承家族遗产为由下海经商;董希华,原温州市市委副秘书长,曾任平阳县县委书记,2000年左右辞官下海;叶正猛,原温州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曾任洞头县县委书记,2001年辞官后出任浙江新湖集团总经理;钟普明,原温州市经委副主任,曾任乡镇企业局局长,2001年底辞官下海出任红蜻蜓集团总经理;李浩然,原永嘉县副县长,2002年出任报喜鸟总经理;……这样的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据一位熟悉温州政界的人士透露,温州市副县级以上的下海官员人数在20人以上,如果算上副局级以上干部,那就“多得数不过来了”。 为什么在温州,官员下海会成为一种“潮流”? “下海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是在官场上有一些不得意。如果仕途上一番风顺,恐怕不会有官员会辞官。”原温州市政研室主任马津龙这样解释温州官员下海的原因。 马津龙曾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和温州市政研室主任等职,在温州政界的20多年时间里,几乎是看着温州政坛大小官员的进进出出。他分析说,进入官场的大部分人都是想在官场混出点样子来的,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想升迁、想坐到更高的位置是非常正当的理想和追求。“如果一个官员在政治上还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而当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太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升迁机会,那么在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下,辞官往往就成了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马津龙举例说,温州市曾有一位非常年轻的政府官员,从20多岁开始从政,不到30岁就已经坐到温州地区下属一个县的县长,但进入了温州市政府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甚至一些资历并没有他深的官员都已经被提拔到比他更高的职务,可他仍然停留在呆了十几年的正县级的位置上。在权衡一番之后,这位官员毅然辞官下海,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此时他不过40岁出头。 当副秘书长成为闲差 就在吴敏一挂冠而去的同时,市政府副秘书长王运正也递出辞呈。对于王的这一举动,他的一位昔日同僚称,“副秘书长这个职务也许并不适合他,他更适合独挡一面。” 1980年代初,王运正曾经做过力主发展温州民营经济的前市委书记袁芳烈的秘书,同事和下属对他的评价是“实干和耿直”。王运正自己也承认,“我对下属是非常严厉的”。 从1990年1月出任永嘉县县委书记 到1991年底离开永嘉县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王运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诸多深得民意的改革,包括打击取缔虚假广告、惩治腐败、改革工业经济管理委员会等,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嘉县的形象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王运正在当地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1991年王运正离开永嘉的时候,千余名当地百姓抬着花篮夹道相送,很多老百姓哭着送走了王运正。直到现在永嘉百姓依然对王运正念念不忘。1995年王运正出任市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1997年调任开发区副书记、常务副主任,2000年6月又调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温州市市政府共有大约10名副秘书长,王运正分管的是工业、贸易和交通。虽然都是重要领域,但王运正则坦言,“土地规划、财政和社保这几项却都划给了别的部门,不归我管,所以很多事情想做却没法做。” 他说,身为副秘书长,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耗费在文山会海和迎来送往之中,他分析说,这种局面恰恰违背了他的爽直性格以及要有一番作为的为官初衷。 当然,年龄也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对于54岁的王运正而言,想有更高的职位基本上也是不可能了,仕途大致就是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多半是进入人大或者政协。王运正的同事觉得,他需要的是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精力,可以再做几年事情。等到60岁再下海恐怕是晚了点,那么不如现在就下海还可以搏上几年。”精力充沛的王运正颇为自信。 诸如王运正这样感觉自己还有能量却没有机会发挥的官员并不在少数。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感叹,个人在政府机构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并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整个机构像是一台运转着的大机器,而你只是这台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所以你只能发挥一颗螺丝钉应该发挥的作用,即使你有更多的能力,也没有更大的空间留给你。” 民企为官员提供“退路” 下海之后进民企,几乎成了温州政府官员辞职后的一条“必由之路”。 吴敏一在辞官之后明确表示,他将选择一家温州的企业作为下一个舞台。他选择企业的标准之一就是要求“立足温州”。“因为我在温州工作了4年半,对温州的企业比较熟悉,也容易从文化上融入温州的企业。”温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说,温州有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而且许多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大,这个特有的条件为政府官员提供了一条特有的“退路”。 吴敏一辞官的消息刚刚传出没几天,就有好几家温州的民营企业老板找上门来,还有的通过吴敏一朋友的关系给吴敏一带话,希望与吴敏一合作。吴敏一认为,温州民营企业之所以对政府官员这么感兴趣,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人才问题一直困扰着温州民营企业。这些年温州引进的技术人才多,管理人才少。 “对于温州的企业来说,要想吸引到外地的管理人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吴敏一解释说,“主要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温州多少年来形成了重商文化,具体表现有温州人注重人缘、地缘、亲缘、血缘,有强烈的经商愿望和经商细胞,吃苦耐劳等等,一被引进的管理人才常常难以文化上融入企业。”吴敏一举例说,一家温州民营企业曾经重金从外地聘请过一位副总,但是由于双方在观念上无法达成一致,不到一年时间对方就主动请辞。 一位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说,聘请下海的政府官员担任公司的总经理等要职已经成为很多温州民企的普遍做法。“政府官员的行政管理能力一般都比较强,而且社会关系网发达。另一方面,聘请原本就具有相当好的社会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对于提升企业形象和品位也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下海,企业家对政府官员的热情也在逐渐淡下来。”洪振宁说,“从前只要是个官员下来就会有企业抢着要,现在企业对于下海官员的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挑剔了。” 做事比赚钱更重要 与温州民营企业家动辄几十万的年收入相比,温州政府官员的收入就显得有那么一点不相称。 洪振宁说,因为部门不同,政府官员的收入也不完全相同,但大致估算一个副县级官员的年收入大约在3-4万元左右,副市级则在10万元左右。马津龙则有另一种算法。他认为,政府官员的吃饭、坐车等日常开销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承担,政府官员还有出国考察等“隐形福利”,如果把这种隐形福利也折算成收入,一个副县级官员的年收入应该在8-10万元左右,副市级则在15-20万元之间。 “这些年下海的官员大多数都是在50岁以上的,他们即使在政府部门干到退休,经济收入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万。但下海到企业去做老总,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几十万。”除此之外,马津龙告诉记者,有的官员下海时企业还会支付一笔“签字费”,仅这笔“签字费”高的就有上百万之多。 “经济收入的确有诱惑力,但绝对不是下海的首要原因。虽然政府官员的收入在温州并不算非常高,但这些钱用来维持日常生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一位刚刚离开温州市政府的官员说,“至少对于下海的官员来说,并不是因为经济上有什么压力。更何况,这份工作的稳定性是做民营企业经理所不能比的。” 王运正在离开温州市政府之后选择了远赴重庆,负责温州一家公司在重庆开发的工业园区的管理工作。 “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如果只是想赚钱还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王运正说,“我最终选择这样一家公司,是因为这家公司的工作和我以前在开发区的管理工作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会比较适合我。” 吴敏一在选择企业时也提出了“超越利润限制”。“收入当然也是一个衡量标准,但不是最重要的。有的企业给我开了非常高的薪水,但是我觉得企业本身和我不是很合适,所以薪水再高我也不会去。” 官员下海何时不是新闻 吴敏一等4名政府官员在同一时间辞官下海,在温州各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市委和市政府的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拒绝谈及吴敏一等人辞官的情况。此次一同辞职的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声称自己辞职是因为“已经54岁,年龄大了,这次其实是提前退休。”他一再表示,自己辞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吴敏一等人同时辞职的事在当地政府还比较敏感的,政府官员处于自身的考虑,所以不愿谈及此事。 温州市前市长钱兴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也曾经劝过吴敏一很多次,希望他能留下。但他离开,我能够理解,毕竟一个人的出路不一定只有当官。而且这是打破官本位的一次很好的努力。” 温州市学界人士对市长辞官的现象普遍持积极态度。 温州政商文化研究者洪振宁说,在温州是“企业家领跑”,政府官员应该是服务者的角色。“温州的政府官员并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一样,甚至和浙北的政府官员也不一样,温州人看政府官员的眼神是不用仰视的,在温州做官的人应该清楚自己的位置,只是个服务者。” 温州社会的重商文化由来已久。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能力,而不是他的职位。“有能力的人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只要能做出成绩来,都能够得到人们的尊重。”洪振宁说,在温州判断一个官员是否有能力,有一个很直观的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个官员在离开仕途之后是否有政府再来请他。 在温州民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人们常常会形容这个人“只会当官,以后看门都没人要”。 马津龙并不认为辞官事件意味着官本位的观念得到了根本转变,虽然温州民间力量和市场经济发达,但“温州官本位意识并不比其他地方要弱多少”。 但是马津龙对于市长辞官下海给予了正面评价:“不能说一定要留在政府工作才能发挥一个人的最大作用,如果他到把一个企业发展好了,上缴给国家的税收增加了,创造的就业岗位增加了,这种作用和在政府发挥的作用是没有办法拿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的。” 吴敏一也说,自己退出仕途只是在政、商之间的一次自然转换。“这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事。如果有一天官员下海不再成为新闻,那才是一种常态。” 观点 温州人非常重商。在那里,民企林立,商会发达,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和各色民间商会的头面人物,是社会上“最有面子的人”,全社会充满“能赚一厘也光荣”的重商氛围。温州人特别敬业,那些“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是温州人;那些手里有10万不投9万,甚至举债投资的,是温州人;那些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外闯荡,被称做“中国犹太人”的,也是温州人。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几位高官下海所信奉的“人生价值”,不但不孤单,还因与当地社会的观念主流合拍同奏,而赢得人们的尊重。 如果站在公道的立场上看,吴敏一的下海就是一次普通的岗位调动,就是一次正常的人才流动,仅此而已。——张德春 现在我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中心里如果没有大批的、一流的人才来支撑,恐怕难以形成和发展。还有,我国目前的现实是28个百姓养活一个公务员,行政机构早已臃肿不堪,不但几十年来无数次精简机构的努力都没有显著效果,而且新一代的就业者又把行政机关看作是首选目标,从这一点上看,吴敏一的行为还在客观上起到了带动行政机构减肥的效果,他的行为并非人才流失,更不值得我们忧虑。——岳建国 吴敏一的下海,是温州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温州的经济发展早已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这必然对官员的价值观念、人生观乃至仕途观都会产生强烈影响。吴敏一下海只是这种影响的表面现象,而最深层次的恐怕是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潜移默化影响。——江雨 辞官下海官员不完全名单 ●2000年7月,门新国,42岁,原山东省垦利县县长,出任私营企业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 ●2001年12月,顾成荣,47岁,原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副县长,出任明阳集团总裁; ●2002年5月,游宪生,46岁,原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入主上市公司ST中福担任总裁; ●2002年6月,唐逸,40岁,原江苏省滨海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2002年12月,王小平,48岁,原江苏盐城市东台市市长,出任建湖县永林油脂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2年12月,胥正洋,49岁,原江苏省建湖县副县长; ●2003年初,吴正虎,43岁,原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出任绍兴市一家民营医院院长; ●2003年3月,姜崇洲,40岁,广州市环保局局长,到该市某房地产公司担任要职。(戴敦峰)
订短信头条新闻 让您第一时间掌握非典最新疫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