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南山区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不该受到如此对待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08日11:32 法制日报

　　本报记者薛子进联谊报记者叶瑞胜

　　丽水市地处浙江省西南山区，是浙江省惟一的所辖9个市、县均为革命老根据地的地级市，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下称红十三军）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浙江省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由红军挺进师创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数千名红军将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

　　1998年9月30日，原浙江省丽水地区（现已撤地并市）老区办副主任胡寿奎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去了一份调查报告，反映红十三军青田县籍阵亡和死难人员有证可查的179人，但仅有10人被追认为烈士，建议对其中符合烈士条件的人员予以确认批准。

　　很快，中办信访局、民政部和浙江省民政厅都对此事作了批示。

　　4年多过去了，此事结果如何？2003年4月，记者与写这份调查报告的老胡在清明时节的细雨之中，踏上了探访这些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阵亡和死难将士命运的行程。

　　家属自己取证不行

　　可有权取证的又不管

　　青田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汽车在峰峦叠嶂的山路上小心翼翼地盘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舒桥乡古竹村。老胡说：这条公路是刚修好的，他几年前到这里要步行一整天。

　　我们走访的是管奎老人，他今年91岁，现已不能说话，生活完全靠家人照料。他的父亲管正溪（也称管金溪）1930年6月参加红十三军第一团傅德标部，同年9月10日，该部百余人在丽水皂坑被敌方重兵包围，牺牲八十多人，有的是战死，有的是被捕后被敌人活埋。管正溪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当时他的儿子管奎只有16岁。当地反动民团烧毁了他家5间房屋，两个妹妹为避难做了别人的童养媳，剩下管奎带着小弟弟只好背井离乡流浪为生。

　　这次红军的失利被称为“皂坑事件”，中共浙江省青田县委组织史中对管正溪之死专门有一句注解：“1930年9月，管正溪在皂坑战斗中为革命牺牲。”

　　从旁人的口中，记者知道了管奎为父亲追认烈士而奔波的心酸过程：1984年，管奎第一次提出申请时，县民政局的人说：“没有现场证明材料，不能给予追认。”老人立即与村党支部书记管君一起到皂坑、洪口、池岭等地，向当地还健在的红十三军人员调查取证。1985年12月25日，当年在“皂坑事件”中幸存的池岭村红军战士吴宝连为此写下了：“管正溪等战友当场壮烈牺牲，我亲眼看见”的证明。

　　管奎老人满怀希望地把证明材料交给县里，也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苦苦等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原始证明材料在1992年的大洪水中淹掉了。在老人多次追问下，有关部门又传出另一种说法：家属自己取的证不行。可是，当时惟一能证明管正溪牺牲的老红军吴宝连，已于1991年去世，给管正溪追认烈士一事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

　　1999年8月24日，舒桥乡党委、乡政府又写了调查报告，再次要求青田县民政局追认管正溪、范志达等三人为烈士。但是，管正溪的烈士身份却一直都没有批下来，甚至连红军的身份也没有得到确认。

　　管奎彻底失望了，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为先父追认烈士的事跑了近二十年，现在已经不能自己走动了，只是在家人的搀扶下毫无表情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记者的所有提问都是由家人代答。

　　采访结束时，记者轻轻握住管奎老人的手安慰他说：“我们会尽全力，希望在你活着的时候能看到你父亲追认烈士的事得到解决。”这时，这位老人的嘴在上下颤动，像是努力想说些什么，但说不出一个字，只是从他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残存的企盼。

　　我不要求经济补助

　　只要求追认父亲是烈士

　　叶店村73岁的范绍祥的情况与管奎有所不同，他出生时其父范志达已于数月前在“皂坑事件”中被活埋而死，对父亲的记忆全是后来听别人叙说的。范绍祥为父亲追认烈士的事也跑了十几年，虽然有不少老人证明，但没有现场直接目击证人。县里一位干部竟冷漠地对他说：“你没有直接证据，谁知道你父亲是红军还是白军。”

　　尽管如此，范绍祥几十年来从未有丝毫怀疑他心中的父亲是真正的红军英雄。

　　临行前，范绍祥哭着让记者转告县里有关部门：我不要求经济补助，只要承认我父亲是红军不是土匪，是为革命牺牲的就行了。

　　记者心情沉重地答应了这个让人无法拒绝的要求，因为它承载着一位老人毕生的心愿。

　　在老胡的调查报告中，详细统计了青田县籍169位红十三军阵亡和死难人员至今还“无名无份”的名单，其中当场阵亡59人；监闭而死16人；活埋53人；被捕枪杀40人；沉江而死1人。面对这样一份特殊的人名单，人们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七十多年前这些红军将士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的悲壮场面。

　　烈士纪念馆有他的事迹

　　但却没人为他报批烈士

　　缙云县不但是红十三军战斗过的地方，也是红军挺进师的游击区，在这里流传着许多“两红”将士英勇献身的壮烈事迹。

　　丽水市党史学会会长诸葛蓉曾是缙云县党史办主任，从事党史工作23年。在搜集党史资料的同时，他也为寻找“两红”阵亡将士的证明材料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

　　清明过后，诸葛主任放弃了周末的休息，陪同记者来到缙云县最边远的乡镇———壶镇采访。

　　卢勇烈是在当地群众中传颂最广的一位英雄，丽水爱国主义教育读本———《丽水革命斗争故事选》里有这样的叙述：1928年，苦大仇深的卢勇烈参加了共产党。1930年他参加了红十三军，担任红三团的分队长。在攻打壶镇的战斗中，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但任凭敌人如何使用酷刑，卢勇烈宁死不屈。敌人无奈，只得将他绑赴刑场。卢勇烈拖着脚镣、手捧手铐，步伐坚定地走在壶镇大街上。他对押送的国民党反动军官大声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再过18年我又是一个大后生，再来与你们作斗争。”路过一个烧饼摊时，他说：“我平时最喜欢吃你做的烧饼了，可惜今天我没有钱。”烧饼摊主急忙递过一张饼，卢勇烈拿过这张饼说：“对不起了，今生无法付你钱了，来世再还你了。”他说完边走边吃，镇定坦然，临刑前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敌人残忍地将卢勇烈的头颅割下来，挂在桥头柱子上示众。

　　许多在场的群众都说：卢勇烈是我们亲眼见到的真正的共产党钢铁汉子。

　　书中的这段叙述展现了一位红军战士面对死亡时，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让读者无不为之动容。

　　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在缙云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专门陈列着卢勇烈壮烈牺牲的事迹，但这位当地群众心目中的革命烈士竟至今无名无份。卢勇烈身后没有子女，尽管他的亲属和当地党史部门一直为其申请和呼吁，民政部门却没有为卢勇烈报批革命烈士，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去年，诸葛主任又亲自到当地调查，把一些老人当时亲眼所见卢勇烈牺牲的证明材料交给了县民政局，但至今仍无下文。

　　被敌人打断手脚枪毙的烈士

　　还需要两个以上证明人证明

　　壶镇另一位红军战士的事迹与遭遇，同样让记者感叹。林宝连是红军挺进师的战士，1936年被捕后壮烈就义。1982年2月12日，原挺进师幸存者厉春堂曾出证明：“1936年干地下革命工作时，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队捕捉。在审问中林宝连同志虽然受尽百般毒刑，均坚贞不屈，不透露地下组织情况，顾全大局为重。因此林宝连同志被浙保部队枪杀在金竹村朱岭背脚。”

　　采访中，记者听说林宝连有一个儿子还健在，几经周折，终于在壶镇边上的一个小铁厂里找到了当门卫的林唐坤。

　　在这间简陋的门卫室里，当林唐坤知道记者的来意时，他立即用很难听懂的当地话激动地讲述着。记者只能依靠别人的“翻译”才听明白其中大概的内容：林唐坤今年74岁，1995年在这里当门卫挣口饭吃。父亲林宝连牺牲时他只有6岁，全家因受牵连而家破人亡。解放后，他曾为父亲追认烈士的事去向县里反映过四五次，最后一次是1994年。县里答复：一个人的证明（指厉春堂）不算数。他从此就不再去了，因为反映也没有用。

　　这时，诸葛主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向民政部门反映过，他们说一个人证明不行。可是，当时能活着留下一个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党史部门了解过，林宝连被捕后坐老虎凳，手脚都被打断了，是被拖着去枪毙的。

　　问题所在：机制？感情？作风？

　　整整一个星期，记者奔波跋涉在丽水、青田、缙云、松阳等革命老区的土地上，行程上千公里，听到了红十三军和红军挺进师阵亡将士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也目睹了他们的后代为父正名的种种艰辛努力。

　　经有关部门初步统计，丽水市待确认身份的“两红”阵亡和死难将士，除青田县有169人外，缙云县有近百人，其他各县大约还有200至300人。

　　这些为革命而牺牲的红军将士为什么没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甚至连红军身份都没有呢？为什么？

　　记者从党史、老区办和民政等部门了解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历史原因：解放初期确认一大批革命烈士后，随着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评烈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且不少知情人在那些非常年代里也不敢替死去的“两红”人员出证明。“文革”过后，这些年过古稀的知情人又不断地离开人世，使确认工作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其次是政策原因：民政部门有关烈士申报的规定条件非常严格，仅申报材料一项就有十多条详细的规定，基层经办人只能按照这些政策规定去执行。青田县民政局一位主办人告诉记者：他们在1988年曾调查了六十多位红十三军死难人员，上报省民政厅二十多人，最后只批下来10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批了3人。“我们虽然同情他们，但是也只能按政策规定办理。”

　　机制的原因：搜取证明材料是评定烈士的关键，这主要是靠家属提供，民政部门仅仅负责审批。当地党史部门主动做了大量的分外之事，把他们在搜集整理党史时发现的一些证明材料向民政局提供，但往往过不了关。以致出现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卢勇烈的事迹，而他本人却还不是烈士的尴尬现象。

　　审批革命烈士确是一件非常严格细致的工作，虽有遗憾倒也能理解。可是确认“两红”阵亡和死难人员的红军身份应该不是件难事，审批手续决不会像审批烈士那样复杂。在现实中，民政部门只管审批烈士不管确认身份，那么到底谁管？有的说是政府，有的说是军队，还有人说是党委组织部门，实际上是至今没有哪个部门负责这项确认工作。一位屡次为亡父申报烈士的人曾气愤地说：“我父亲为革命牺牲一不是烈士，二不是红军，那他是‘土匪’吗？！”

　　虽然还有一些原因，但是，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让“两红”阵亡和死难人员家属和群众最不满的原因，是感情的冷漠！

　　不只一个被采访对象告诉记者，他们非常不愿意去催问为父评烈的事，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就像“乞讨”者一样，常常是被人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更有甚者，有的工作人员竟会说出：人都死了，还报什么烈士。此语一出，如同寒冬里冰水灌顶一般，让人凉透了心。

　　由于这些红军将士牺牲时间早、年纪轻，在经过七十多年的岁月后，他们在世尚存的子女已所剩不多，一直坚持为父辈正名的更是寥寥无几。许多老干部和群众为此着急地说：再不确认就来不及了。

　　经了解，在前述169位牺牲的青田籍红军将士中，他们在世尚存的后代（指儿子女儿）只剩下十几人了，而且都已到了风烛残年之时。鉴于确认革命烈士的实际困难，1999年12月16日，丽水地区老区办正式给地委写了一个《关于落实我区籍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阵亡与死难人员身份确认工作的请示报告》，并附上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希望在次年“七一”前，完成“两红”阵亡和死难人员中至今尚未被确认身份的有关人员身份的调查与确认工作。老区办在报告中写道：“本应该早就落实其身份及为其追认革命烈士的具体工作，实在是拖得太晚了，这对我们当代后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已愧对革命先烈及先烈们的亲属。”迫切之情跃然纸上。可遗憾的是，这份报告如石沉大海，至今没有任何音讯。按当时老区办副主任胡寿奎的说法是：无回答，无批复，无动静。

　　一位年逾八十的老党员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今年春节前，乡政府通知两天后县里有关部门要来慰问，大家必须到乡政府来，能走动的自己来，不能动的让家里人搀来。他和许多老同志都没有去，因为岁数太大走不动山路了。他叹息：现在有些干部对我们没有感情了，连门都不进了。对我们活着的人都这样，何况对那些死去的红军呢。

　　无可置疑，确认烈士的工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往往为落实一个情节要爬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付出大量的心血而没有任何好处可得。“要做好这件事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诸葛容主任动情地说：“因为这项工作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政策，影响着人心所向，也包含着广大群众的殷殷期望。”

　　1981年至1988年，庆元县民政局原副局长姚德绍怀着对红军极其深厚的感情，跑遍了红军战斗过的25个乡镇237个村。他找当地老人调查、翻阅史料，经过整整7年的艰辛寻找，最终找到185具红军阵亡和死难将士的遗骨。他像孝敬自己的长辈那样，把这些红军将士的遗骨用红布包好放在自己的家里暂存。在庆元县石龙山烈士陵园建成之时，老姚又亲自把这185具红军遗骨安放在陵园中，让后人寄托哀思。

　　特别是一些党史工作人员，经常跋涉在深山峻岭之中搜集红军的史料，有的人连续几天走了几百里山路，走访了三十多个村庄；有的人到过的地方连乡干部都没有去过。他们把得到的大量证明材料交给民政部门，有时为了弄清一位红军的身份要走访十几次。

　　记者还了解到，在丽水市待确认身份的“两红”阵亡和死难人员仅有几百名，还有更多无名无姓的红军将士长眠在地下，他们是谁？身在何处？家在何方？还有亲人吗？后人至今不得知晓。

　　“英勇的红军在这一片光荣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光辉的形象。红军的业绩给后来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镌刻在缙云县雁岭乡金竹村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上的一段碑文。70年前，红军曾在这里打过两次胜仗，牺牲了几名战士。1990年，金竹村的群众把这几个无名无姓的战士遗骨，葬在全村风景最好的一个山坡上，并自发地捐款修建了红军无名烈士墓和纪念碑，表达了村民们深深的敬仰之情。这样的红军无名烈士墓，在缙云县树后村、白木坑村等地也可以见到。

　　“青山处处埋忠骨”，无论他们有名还是无名，无论他们是不是烈士，这些为革命事业牺牲而长眠地下的红军将士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所有在丽水革命老区土地上英勇献身的红军将士。

　　（成稿之时，诸葛容主任打电话告诉记者，他们丽水县中共党史学会已收到第一笔捐款，是浙江宪林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一万元，用于补助那些“两红”将士现在生活困难的子女。）小资料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

　　1928年，浙南各地的农民武装暴动迅猛发展，逐渐形成了几个武装斗争的中心。1930年初，中共中央派金贯真、吴公冕到浙南成立红军游击总指挥部。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在永嘉正式成立，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是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

　　红十三军的大规模武装活动遍及温州、丽水、金华等地二十多个县，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之下，红十三军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损失惨重，主力于1932年5月暂时中止正规武装活动，余部转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

　　红十三军虽然失败了，但其所到之处，宣传了党的土地革命的主张，为后来红军挺进师在浙南的斗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摘自《中共青田县党史》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1935年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决定以先遣突围部队为基础和红军三十师的一个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为粟裕。

　　挺进师创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白区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挺进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队”，粟裕为司令员。1938年3月，挺进师编入新四军开赴皖南。

　　摘自当地中共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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