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以公安部“五条禁令”为开端，迅速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禁令热”。据悉，江苏省某市在一天之内就有63个部门发布“禁令”。有心人仔细一看，却发现许许多多的所谓“禁令”，有时不过是“母鸡保证不下软蛋”之类的“母鸡承诺”之翻新版，因为从各地各机关发布“禁令”的内容来看，所“禁”内容都是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明令禁止的，“禁令”只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内容的重申；而且，即使这样的“老调重弹”，也不过是部分摘编而已，并不全面。也就是说，类似的禁令，有不少是包含着“政策贪污

”的成分的，对于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部门采取的是一种“驼鸟政策”：合乎己意的，大张旗鼓地张扬开去，借机给自己树立权威和形象；不合己意的，则有意隐瞒，让相关法律和法规、规章消遁于无形，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那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本身并不存在。

　　虽然我们也知道，各种各样的行政禁令只不过是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约束，永远不可能触及根本和要害，而且往往像任人摆布的橡皮泥，随意捏圆捏扁，因人因时而立，也因人因时而废。但是由于禁令内容简约，令行禁止，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往往特别讨巧，很容易招来一片喝彩声。不说普通老百姓，就是一些以政治为己任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在为相似的禁令一再叫好。在这样的喝彩声中，法律的权威消遁于无，地方和部门的行政禁令反而鸠占鹊巢喧宾夺主。久而久之，人们只关注“禁令”而不关注法律，只知有“禁令”而不知有法律，只相信“禁令”而不相信法律。长此以往，法将不法，国亦将不国矣。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悲观至此的。那么多的地方和部门纷纷拿自己开刀，本身就说明社会压力已经对行政权力的合法、正当行使提出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也说明相关的地方和部门切实感受到了与时俱进的必要。这也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这样一种过分强调行政权威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给法律带来的破坏是非常巨大而且通常是无形之中的。

　　行政权威大于法律权威，其危害应该是一点就明的，用不着多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形成行政权威大于法律权威的局面？为什么我们的许多法律、法规往往必须得到行政权力的“承认”、甚至必须转换成某种诸如“禁令”之类的行政命令后才能得到较好一些的贯彻执行？

　　按理说，法律、法规是一国之内，高于一切个人、组织、党派、团体和政府之上的“天条”，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只有执行和遵守的义务，没有凌驾于它之上的权力。为什么现实却会反其道而行之？

　　这就牵涉到我们立法中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过去直至现在，我们的许多立法都是部门立法，由部门起草，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而且所谓的人大通过，往往也是仓促应战的结果，根本没有给人大足够的辩论时间和空间。即使一些法律法规是摆脱了部门立法阴影的精英立法，一时半会儿一些人也难以摆脱传统落后的立法思维，以“管理主义”为立法的精髓和要义，以为立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实施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而不是根本在于保障公民权利。这样一来，自然是给有关部门赋予权力的条款多而细密，给公民赋予权利的条款少而粗疏。限制公共权力的条款，即使有，也只是寥寥几条，与限制公民权利的条款相比远不相称；即使这样的寥寥几条限制公共权力及公权行使者的条款，也只是一些宣言性、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违反者，没有什么具体的惩罚措施，即使有关部门和人员有违反之举，也受不到什么惩罚。在这方面,行政“禁令”之所以比法律、法规有权威，要害就在于它的惩罚到位而且非常及时、严厉！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从来都是这么认为，至今也还是这么认为：凡是法律，都是靠那些执法者来维护的。过分依赖公权、依赖执法者的结果，便是：一旦执法者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条款时有意隐瞒或截留，相关的法律乃至整个社会都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这样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我们都要洗心革面地彻底改变了，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法律的本质是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最可靠力量，不是执法者，而是每一个勇于捍卫自身权利的公民个人！这两味药，是医治人治痼疾(亦即立法和执法过程中的泛行政化)的惟一良方。(签约观察家童大焕)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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