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军
时下，提倡消费的呼声甚高，如果这是针对百姓消费而言，倒是好事，因为消费毕竟是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之一。如果所提倡的消费是指职务消费，恐怕得好好酌量了。
“职务消费”是国家公务员或企业经营者在公务、商务活动中发生的费用，如，接待
费、交通费、差旅费、电话费等。近年来，“职务消费”数额巨大，无端膨胀，已成为众多消费中最核心、最重大的消费。有关资料表明，我国仅行政干部的“官车”每年就要支出费用达4000多亿元。在企业界，“职务消费”更厉害。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一般在其工资的十倍以上。难怪有人说：中国有世界上最便宜的企业家，但从“职务消费”的角度来说，中国养着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家。“职务消费”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是导致政府管理费用、企业经营成本失控。二是剌激攀比阔气，助长奢华腐败之风。大量的国家和集体的钱以“职务消费”之名被一些私人所挥霍，甚至转化为个人的薪金外收入，揣进个人的腰包，从而为以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那些在经济上违法的人多半由公款消费发生蜕变而下水。
“职务消费”是履行公务、开展商务活动所不可少的，因而，为了根治“职务消费”弊病，彻底禁止“职务消费”肯定不行。靠“提高个人觉悟”，靠人治，也不成。这几年，制止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等“公”字号的事情，国家少说了吗？文件少发了吗？要求少提了吗？关键还是要靠制度管事，通过制度建设，使“职务消费”“瘦身”。事实上，“职务消费”过多过滥，根子出在“职务消费”管理制度上有漏洞。现在的“职务消费”随意性极大，使用目的模糊，有些地方简直没什么标准和限制，使用不规范，“职务消费”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实际上成了一本公私不分的“混账”。还应看到的是，目前仍把“职务消费”纳入会计制度里，要求当事人凭发票实报实销。如此一来，对“职务消费”监督成本也太高。用制度建设使“职务消费”“瘦身”，一是做好“职务消费”“度”的规定性、“法”的明确性、执行的严肃性，让那些抱有“吃了用了不犯法”侥幸心理的人无隙可乘。二是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即按职务的需要，把在公务或商务活动中发生的费用，以货币包干的形式计入个人工资，变公款消费为私款消费，这可强化公务或商务活动成本和效率意识，强化领导干部在“职务消费”上的自律意识。实行“职务消费货币化”，不再凭据报销，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做法，行之有效。如，国外许多企业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制度，给有消费需求的岗位设立一定金额，打入工资单里，无论不够还是剩余都由自己调整，这样就使得这笔专款很有效。为什么外国企业负责人到中国请人吃饭一个比一个“抠”，就是这个原因。三是建立“职务消费”报告制度，定期公布账目，使“职务消费”公开透明，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接受审计和监督，及时纠正不规范的行为。四是在企业实行年薪制，提高经营管理者对企业资产的关切度，淡化挥霍公费的内在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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