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孙嘉淦的盛世危言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4日05:53 解放军报

　　青中

　　清代名臣孙嘉淦，曾历经康、雍、乾三朝，并官至御史、尚书等要职。然而，他之所以被史家重重地记了一笔，在于他在清王朝尚处于盛世的时候，就敢于向乾隆皇帝上了著名的《三习一弊疏》，表现出盛世之下的忧患意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启示。

　　忧患意识，是一个国家或集团面临其生存、地位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警惕、担忧的思虑和情感。其实质，是要人们时时自警，趋利避害，及早消除潜在的危机，在祸患尚处于细微状态时，就能够及时警觉，预见其危害。这是一种清醒的超前意识，也正是《三习一弊疏》的可贵之处。当时，乾隆登基不久，清王朝表面上一片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实际上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正蓄势待发。对于这种潜在的危机，尚沉醉于山呼“万岁”声中的乾隆当然看不到；一向明哲保身，并忙于对皇帝阿谀奉承的朝中百官们也看不到，但孙嘉淦清醒地看到了。他在上疏中指出，“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寥寥数语，把一定条件下盛衰、安危、治乱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阐述得十分清楚，堪称清史上一篇难得的盛世危言。

　　对藏于“至微”的祸患、危机及时发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防患于未然。在这方面，孙嘉淦也颇有见地。他在上疏中，重点抓住“为政首在得人”这个根本环节，针对封建社会中盛世之主容易喜谀恶直的毛病，再三提醒乾隆：在一片万民称颂、四海讴歌中，要防止因“三习 ”———“耳习于所闻”、“目喜于所见”、“心习于所是”，而滋生“一弊” ———“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努力做到广纳群言，任用刚直的贤臣，以保持政风和吏治的清明。遗憾的是，乾隆虽然对这份奏疏颇为赏识，但也仅仅是“宣示”朝野而已，并未在如何正确识人用人、防止吏治腐败这个根本环节上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相反，随着乾隆在位日久，其喜谀恶直、好大喜功的毛病也日益滋长。后来，更是沉迷于“十全武功”中沾沾自喜，乐而忘危。结果上行下效，文恬武嬉，导致朝廷的政风吏治进一步腐败，为其最后的衰败埋下了种子。

　　唐代诗人杜牧在他那篇著名的《阿房宫赋》中，曾感慨地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他认为，无论国家兴亡、朝代更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内外因辩证法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文学家苏洵曾有“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的说法，强调把忧患、思危的根本点放在内部，首先强根固本，把国家内部的事情做好。孙嘉淦的上疏也体现了这一点，着重在清明国家的吏治政风方面建言。这些，对我们都是颇有启发的。当前，我们面对的世界极不安宁，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这种情势下，我们一定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尤其要注重把这种忧患、危机意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措施、行动，绝不可流于空言。要下大力谋改革，促开放，求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样，我们才能处变不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解放军报 2003年05月14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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