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坛医院里进入恢复期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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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乐观的人说，北京已经渡过最危险的时期，除了疫情，还有心理。但SARS向周边扩散的趋势，并未被完全遏制，在这个时刻，我们仍需要小心

　　本刊记者/孙亚菲

　　在北京市西城区防治非典办公室里，任爱国正在忙着核对刚报上来的数据。他告诉中

国《新闻周刊》，“防非办”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区疾控中心、卫生局医政处以及街道办事处等多家送来的新增非典病例数据。作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派驻西城区“防非办”的专家，任教授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数据进行核实，并据此对疫情做出分析，然后提供给领导做决策参照。

　　“这几天压力小多了，因为我们一连好几天的报告病例，都在10例以下。”任爱国一边翻看他做笔记的小本，一边回忆说，在他到“抗非”一线来的十多天里，西城区报告病例最高的一天曾达45例，而自从5月4日开始，新增病例便降到个位数以下。“昨天5月11日新增7例，5例确诊，2例疑似；而今天又有下降，4例确诊，2例疑似，虽然没完全杜绝，但形势确实在好转。”

　　与任爱国同样感到欣慰的，还有他的同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曹卫华教授，他从4月17日就进入北京市朝阳区疾病控制中心，见证了SARS在这个“北京的第二大疫区”从爆发到逐渐得以控制的全过程。

　　“那时侯，一天最高有70多例疑似和确诊患者，疾控中心的同志整天疲于奔命。而到现在较长一段时间，每天只有十几二十个新增病例，而且确诊的只有四五例，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估计，再有7到10天时间，朝阳区的新增病例很快就能降到一位数。”曹卫华乐观地表示。

　　另一个消息也鼓舞人心：全北京市5月12日新增诊断病例48例，其中有39例为疑似转临床，而新增的疑似也为48例，比前一日少了3例，没有出现回升势头。

　　街上的“口罩族”减少，行人车辆增多，商场开始恢复以前的热闹景象，种种迹象都表明，北京正在努力走出高发疫区的阴影，重新回到阳光下。

　　北京渡过难关？

　　5月是关键的一月，前10天是检验政府新措施的关键时段，控制得力与否，全可由此见端倪——4月底，记者采访不少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时，他们不约而同做出如此预测。

　　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除了5月的头三天，北京仍以平均110例的确诊数让公众很是紧张了一阵外，之后基本一路走低，没再越过三位数的界限，在90上下徘徊了三四天之后，5月9日成为新的突破：低于50例。直到截至5月12日的最新数据，北京在过去的四天时间里，新增临床病例平均不超过50例，而且绝大部分是由疑似转为临床。也就是说，北京控制非典的防护网，基本上做到了把问题发现在早期，控制在萌芽状态，漏网之鱼越来越少。

　　“现在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举措很坚决、很有效……我不认为有多么的可怕，我觉得可能会控制得比较好。”早在5月4日，广州呼吸道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很乐观地下了一个定论：北京基本上渡过了艰难的高峰阶段。他的理由是，根据流行病的规律以及广东、香港的经验，SARS的传染期在两到四个月之间，而高峰期约为15至20天，即使没有采取措施，疾病本身也会自然回落，何况外界进行了非常得力的干预。从北京爆发的时间推算，应该过了高峰期。

　　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岩教授也赞同钟南山的说法。她介绍说，传染病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是更大面积的爆发，另一种是全社会获取免疫性屏障，疾病慢慢衰退。

　　“而北京，从时间和过程来看，两种情况都经历了。”郭岩把北京的SARS疫情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她意味深长地用了一个英文单词“undertable”来形容。“这个阶段应是在新市长到任以前，其特点首先是疫情的严重性没有向公众说明，导致从官员到社会群众都没有警戒意识。另外，有关部门措施不得力，比如用首诊负责制来对付SARS。这种错误决策带来的后果是，很多不具备接诊条件的医院医护人员出现大面积感染，医院成了最大的传染源。”

　　认识和措施都不到位，为4月中下旬SARS的全面爆发埋下恶因。郭岩举了个政府对SARS认识偏颇的例子：“当时曾有命令，要求北京市各个区都不许出现一个SARS病例。那怎么可能！这样的命令是非常不符合科学规律，很官僚的东西。”

　　4月24日，被郭岩看作是北京抗击非典的“里程碑”，同时也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止，为SARS爆发的高峰期，一天152例诊断病例的最高纪录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创下的。”郭岩分析说，由于前段时间控制干预不力，经过近半个月潜伏期，刚好集中在此时段爆发。但也是在这关键时刻，新市长上任，防治措施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譬如设立小汤山等三家定点医院，隔离措施更加果断严格，疫情公开透明化，政府行为受到监督。

　　“其效果在第三个阶段显现。5月9日是一个标志性时间，那天，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较高峰期)下降了一半，之后几天一直保持平稳，事态发展朝向好的方面。”她说，这也证明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与郭岩教授分析相吻合的是，5月9日，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局副局长、流行病学专家梁万年宣布，北京市持续了十几天的SARS上升平台期，已经下降到一个低水平的平台。他还用“有效控制”和“出现了下降的迹象和趋势”这样的语言来答复记者，这是在张文康、孟学农被免后，官方第一次以如此肯定的口吻来评价当前的SARS形势。

　　5月11日，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通报说，北京23464个被隔离者中，已有13274人安全解除隔离，重新回归社会。随着一系列“利好”消息，是社会恐慌心理的减轻和社会活动的重新恢复。

　　北京市防治非典咨询热线一位姓郑的接线小姐告诉记者，现在打热线电话的人比以前少得多。“前段时间我在这儿当班，热线几乎没断过。而现在基本上每小时接十来个电话，而且他们的情绪比以前也平和多了。”

　　这表明北京人已渡过了心理危机。记者还在北京数家商场看到，那种排队购买大量米面油甚至方便面的情况不复出现，超市的购物者较以前增多，大家井然有序购置所需物品。越来越少的病例和人们开始放松的神经，都在昭示着，北京似乎渡过了SARS爆发以来最危难的时期。

　　关于“高峰期”的争议

　　然而，WHO的专家官员们和世界一些国家，尚没有中国人那么乐观。WHO总干事布兰特兰日前就表示，虽然北京的疫情得以缓解，但“最坏的情况还没到来”。北京要摘去疫区帽子，为时尚早。

　　记者曾看到由北京大学数学系模拟的未来疫情走势图，图上显示，在5月中下旬，北京疫情逐次下滑，但到了6月12日左右，一个新的高峰骤然出现。那么就是说，疫情在未来有反复的可能。当然这只是一个数学模型，一切尚有待检验。

　　然而，研究流行病和公共卫生的专家却坚持认为，只要目前实施的各项措施可以持续下去，这样的高峰就不会再出现。

　　郭岩教授认为，SARS虽然在全国蔓延，但很多地方都是输入性病例，由此可见，关键是能及早发现，发现后组织力量，把传染途径切断。

　　“应该说，目前国家采取的防范措施已经比较到位了，没有什么明显疏漏的地方。因此，除非有不可抗的因素，譬如‘漏网之鱼’在人口密集的小区、学校造成突然性的集中爆发，那么，北京的疫情应会很平稳地维持在较低水平一段时间。”

　　郭岩表示，被一个突发偶然事件改变走向的情况不是没有，但可能性不大。她估计，只要措施得当，再有20天到一个月时间，北京疫情可以降到广州、香港目前的水平，每天在五例上下波动。

　　“我们在一线看得非常清楚，北京的SARS高峰期确实已经过去了。”任爱国教授认为，北京的疫情重心已经下移，目前进入了一个“低位平台期”，而且这个曲线还会往下走。但对于这个平台期持续多久才往下走，他表示难以估计。

　　“市里面领导很早就问我们，大家能不能判断一下，这个病到什么时候能够下去，能够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这涉及到市里面决策，要动用多少的资源的问题。当时大家伙都非常谨慎，表示没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表。毕竟对于SARS，我们的认知太少了，还有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影响到未来的流行趋势。”

　　在他看来，SARS在潜伏期有没有传染性，是影响未来走势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CDC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曾做出“SARS在潜伏期没有传染性”的结论，但任爱国等不少在一线进行研究的专家却对此表示怀疑。依据是，疾控中心人员曾对多位疑似和确诊病人进行调查，问他与谁接触过，尤其是否曾和病人接触过，但好多人都表示没有这样的历史。

　　“染病原因查不出来，这就使我们怀疑，SARS在潜伏期是不是就有传染性了？但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回答：有，还是没有。如果没有传染性，那么这些人的病是从何而来？如果有，那么现在的局势还是不可预期的，等一段时间，才看得出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

　　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SARS疫情得到控制，民工返回城市务工，学生回校上课，很有可能把病毒重新带回北京，造成第二轮新的流行。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教授，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这种担心，但他认为，在目前布控的防御网络下，即便是有外地的带毒患者到北京，还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关键是整个监控网络不能散，人的警惕性不能因情况好转而放松。他反复强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一点小的疏漏，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这也是对我们防治队伍的严峻考验。”

　　全国往何处去？

　　“形势依然严峻。”5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山西太原考察时，不无忧虑地指出，目前防治“非典”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并有“继续蔓延扩散的危险”。

　　两天后，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四川省富顺县，考察农村防治“非典”工作。胡锦涛说，当前，“非典”疫情扩散的危险还没有消除，防治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十分艰巨。

　　温家宝山西之行的背景，是整个华北疫情严重：以北京为中心向周边省区扩散，先是山西、内蒙古，而后波及到河北、天津，华北地区的增长速度在全国位居前列，其中以山西省最为严重，除了吕梁地区还没有报告病例外，其他20个县市区，从城市到农村，几无完卵。

　　尽管全国疫情的走势与北京相类，随着北京的减少也有走低趋势，譬如5月12日新增疑似病例创了新低，仅为95例，较之10天前的最高峰322例减少了三分之二，新增确诊病例自5月10日始就低于三位数。但不少专家认为，全国防非典的工作还没有进入最关键的时期。

　　姜庆五教授把SARS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02年的11月到今年的2月，以广州和临近地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第二个时期为三四月份，朝南扩散到香港，朝北侵袭到了北京。究其原因，香港是临近地区，与广州交往频繁；而北京是政治中心，与外地交往频密。而第三个阶段，是北京朝四周和全国扩散的时期，而且发展很迅速，华北地区首先遭殃，其他25个发现非典病例的省市，绝大部分是由北京输入的。

　　“而且，这种趋势还没有停止。从卫生部每天的疫情报告可以看出，新增临床诊断病例还占一半以上，这说明第三个时期尚未结束，不但如此，还可以看出它仍处于传播的旺盛期。”

　　姜庆五有些忧虑地表示，呼吸道疾病往往和气候有关，冬春季节为高发期，如果控制不力，有朝气温更低的北方地区蔓延的可能性。5月12日的疫情报告似乎做了佐证：在8个报告有临床诊断病例的省份中，除了广东和华北五省市区外，就是东北三省的辽宁和吉林。

　　“实际上，SARS一直在蔓延，我还看不出短期内它有停止的迹象。”北京大学的郭岩教授说，从全国的趋势看来，这几天报告疫情数降低，主要是由于北京得到了一定程度控制而减少，但并不表明全国的情况在好转。“5月11日内蒙古报告的新增临床诊断为0，但我很担心，它一下子从高发到0，不知是否会反复？”

　　任爱国说，他个人“比较武断”地判断，全国SARS疫情“还没有到高峰”。他的理由是，全国各地控制SARS力度肯定比不上北京，财力、人力、物力资源都与北京有相当大差距，所以发病的趋势可能会往后推，时间会延长。

　　他举例说，比如对病人的管理上，北京有定点的医院，有非常好的转诊系统，对有发烧症状的人，只需要在家通过电话向医务人员请求帮助即可，医务人员会亲自上门来诊断有没有可能是SARS患者；如果是，则有专门的接诊车送去定点医院，避免了外出诊治过程中的传播问题。另外，在对密切接触者隔离的管理上，饮食免费，工资照发，若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做起来非常难。

　　“影响疾病流行的因素多种多样，不仅仅是单纯的病理原因，社会因素尤为关键。现在各地都有了相当高的警惕，也采取了应对之策，但还存在管理措施不到位，物资条件跟不上的问题，控制起来不可能像北京那么快。”

　　“在失去警惕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曹卫华教授说，目前抗击SARS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决不能掉以轻心，以免造成恶果。但他最为担心的，还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忧虑目前的应急体系究竟能维持多久。

　　“现在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把日常卫生系统变成应急系统，这个非专业化的队伍能支撑多久？在全国范围内能起多大的作用？都是问题。”曹卫华认为，必须迅速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应急队伍严阵以待，随时听命，应对危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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