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隔离日记：那些被疑似非典的日子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15日20:57 新华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黄全权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水库附近的某培训中心和往常很不一样：门口拉上了长长的警戒线，大门紧闭。在4月中旬以后，这里和邻近的3家中心一起，被北京市统一征用为非典一线医护人员隔离观察和休养的地方。

　　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对普通百姓仍意味着神秘和危险的地方，对记者而言也成了一种奢望：5月8日，记者从非典一线病区采访撤离到这里隔离休整，但仅仅过了两天，又因为突然出现发烧症状被送进医院隔离。

　　（一）

　　5月8日，记者一行4人结束对非典一线病区的“驻点式”采访后，撤离中国医学科学院ＳＡＲＳ防治中心。撤出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被接至协和医院西院（原邮电医院）进行体检。在确认体温、胸片、血相均无异常后，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记者所乘车辆在八达岭高速公路上一路疾驰，下午2时被送进了某培训中心。在记者到达之前，已经有100多名来自协和医院、佑安医院、积水潭医院的一线医护人员先期进入这一隔离区进行休整。

　　（二）

　　这是个不错的“放松”的地方。所有隔离休养人员两人一间；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三餐饮食也很丰富。在露天的院子里，配备有多人蹬踏自行车、乒乓球、飞镖、羽毛球等，只要你有足够的精力，休养人员可以选择尽情地放松。

　　为了缓解刚从生死一线下来的医护人员们的疲劳，为了表达自己由衷的敬意，一律戴着大口罩的所有工作人员均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

　　但“并不寻常”的感觉还是能处处发觉：不大的院子里，到处拉着黄色的警戒线，严格划分了一线撤离人员和工作人员活动的区域；在房间内必须遵循严格而复杂的消毒规程，包括排便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消毒处理后才能冲排；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必须用两层塑料袋包裹，放到院门口的桶内；打饭的地方设在露天；医护人员被要求不能一起聚餐、不串门；在大门和其它一些地方，“白衣天使止步”的牌子赫然而立……

　　烦琐和警惕是为了生命的守护。毕竟，我们都是刚从病房出来，我们都有可能已经感染非典病毒并有可能感染他人。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我本来已做好准备在这里度过10天的观察期。

　　（三）

　　8日下午到达3个小时后，我的身体出现异常：体温从上午体检时的36度4快速上升到37度3，全身疲乏无力。

　　为保险起见，我迅速拨通仍在一线的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邓国华教授的电话。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各种症状和体检结果，告诉我不要担心，很可能是身体过度疲劳引起的低热反应。当晚，我遵嘱服下一些感冒药，完成后方交待的任务后躺在床上。

　　9日一整天，体温恢复正常。

　　10日下午1时，问题开始出现了，我的体温在没有任何感觉的情况下再次上升到37度3，并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达到37度5。

　　（四）

　　我坚信我没有感染非典，我坚信我只是在一线病区采访时太疲劳了。但我的紧张开始不由自主地袭来。

　　同屋的对外部记者赵磊仍在熟睡。从进驻一线病区以来，这位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小伙子一直保持着快乐的心情。我拿起电话，低声通知中心管理处给赵磊准备另一间房子，再通知邻屋的同事不要再过来，有事电话联系。我也不再让同在这里隔离疗养的协和医院罗红辉护士长和护士小孙她们走进房间和我近距离说话。这两天，她们一直照顾和关心着我们的健康状况。

　　在非典面前，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很多人在做的，恰恰是怎样不去传染别人。这也是病房中一些非典患者挥手不让我靠近的原因。

　　我关上房门，戴上口罩。我感觉到一些事情即将到来。

　　（五）

　　从下午2时开始，我的病情通过罗红辉不断反映到协和医院的大夫那里，又不断地反馈回来。结论是：非典症状不明显，但需要密切检测体温。

　　我心中宽慰不少。在非典一线和协和医院医护人员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我深知他（她）们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非典诊疗护理经验。

　　担心的事情果然来了。下午5时左右，我接到通知：根据北京市有关方面的指示，今晚我“必须”离开隔离地，到协和医院接受观察治疗。接我们的车很快就到，可怜的赵磊也将和我同行。我将情况简单通报了社里。社领导的指示很快传回：确保身体安全，服从诊疗安排。放下电话，我简单地收拾好随身携带的电脑和简单的用品。晚饭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没有出去，我知道我已丧失了出去打饭的权利。电话铃声响起，中心通知我，晚饭已放到了我的门外。我打开门，是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六）

　　接我的车到了。我拎起行李下楼，捂着严实的大口罩，在院子里绕开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包括中心管理处的人，他们通知了我的“症状”，他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紧张状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装着没听见。

　　院门警戒线外已站了一批穿白大褂戴几层口罩的人。他们是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我配合了他们的各种记录和询问。非常时期，每个人、每个部门的神经都绷得过于紧张。

　　剩下的两名同事表现出了新闻敏感，拿出相机和摄像机远远地拍个不停。我知道我应该配合，但还是转过了身去。

　　我上的不是急救车。协和医院派来接我的是一辆普通的车和戴着普通口罩的李师傅，我的心头热了一下。上车时，我低头没看任何人，没向人挥手。

　　车又疾驰在八达岭高速路上。只不过这次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是作为“疑似病人”去医院。路上接到社总编室和办公厅的电话，问我有什么要求，家庭有什么困难。我说有——不要告诉我的家人。发着低烧的我很冷，但我摇下了车窗，我想让开车的李师傅觉得安全。

　　（七）

　　晚8时30分左右到了医院，赵磊因为没有任何一点可疑症状，去普通门诊检查。我去的是发烧门诊。

　　护士给我拿来了简单的防护服，我太熟悉了。以前是为了防止受到感染，这次有了双重的意味：防止受感染，也为了防止传染别人。我就在夜晚的发热门诊外的空地上穿上它。两米外的发热门诊口，站着两个穿着密不透风防护服的护士，或者是大夫。穿着严密的宋大夫和护士金玲玲在交谈中知道我刚从非典病房采访回来，知道了我和他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协和医院的同事认识。他们对我的态度更加亲切。金玲玲过来帮我系紧了没戴严实的口罩。血样的结果还没出来，但我在宋大夫之前拿到了胸片。在眼睛看过去的一刹那，我的脑袋懵了，我的右肺明显白了一块。我在一线接触了太多的医护人员和非典知识，非典病毒就是这样或慢或快地侵蚀肺部，使其纤维化。在前线采访的5天中，我们身边就有5名非典患者死亡。走的时候，他们都是两肺全白。我把胸片交到大夫手里，说我的肺部已经有一部分变白了。宋大夫看了看说：“还行。人的左右肺就是不一样的。”血样结果稍后出来。未有明显异常。这就是说，我目前的低烧暂时不是由非典病毒引起的。我赶紧通知了单位领导——别担心，可能没事。

　　（八）

　　但我们却不能走，也没有地方走。

　　我们的去处引起了协和医院方副书记和李副院长的关注。本来要安排在16楼2层，那里的条件好些，但遭到了住在那里的医护人员的坚决反对。我毕竟发着低烧，又刚从一线下来，随时有可能出现非典发病症状。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住进了15楼4层，这是刚刚开辟的非典隔离观察病区。当晚，一层空荡荡的楼房中，只有我们两个疑似者。从第二天开始，我要做的是，在这个封闭隔离的楼层里定时服下几种抑制、防治病毒的药物。我不能随便出自己的病房，出门必须戴上口罩。在有4张病床的病房里，我跑出了各种阿拉伯数字的形状。我还得不停地写稿。我每天早晨6时就自动苏醒测量自己的体温，但体温一直在跟我开玩笑：凌晨的时候正常，完全清醒以后又很快上升到37度3以上。

　　日夜看管我们的护士都没有上过非典一线。我和赵磊跟她们说，我们不是非典，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证，让她们不要紧张。

　　社里各部门领导、同事不断打电话慰问，操心我的情况。

　　东城区卫生局每天打电话要我报给他们体温。

　　我坚持每天跟我的妻子通话。她不知道10日以后我的情况，一直以为我还在昌平的隔离疗养区里。

　　（九）

　　在我们住进的第三天，病区又进来一名发低烧的护士。她住在20床，和我们隔着几个病房。在走廊上偶尔碰到时，我们会彼此挥手示意问候，但不能说话。

　　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李太生、老主任慎瑞媛教授14日分别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诊断，并再次化验了我的血相。结果当日下午传来：我的白细胞不降反升，基本可以排除非典感染的可能，第二天的胸片也不用拍了。传话的协和医院宣传处小段的兴奋声音我至今仍能记得。

　　我们15日开始和领导、医院协商出院的时间和具体安排。就在记者发稿的当天，这个非典隔离区里又转进了几名发热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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